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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12页）

。

汉儒说诗传统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学术史、思想史意义的话题，用几句简单的否定甚至嘲笑来了结这一话题太可惜了。

因此，无论“信古”

还是“疑古”

都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前提，只有根据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通过重建历史语境的方式，揭示其背后隐含的文化逻辑，揭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文化历史原因，这样的研究才令人信服。

最后，今日学人对包括“古史辨”

派在内的现代学术传统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与深刻反思。

我们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想到从先秦到明清，近年来开始重视近代。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说，现代传统具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是因为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是确立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根基的时期。

即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学术语言也是现代学人融合了古代汉语、日常白话、从西方或通过日本引进的新学语几个部分而成的。

因此现代学术传统既不是中国古代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一大批现代学人建构起来的新传统，这一传统与我们今日学术话语可谓一脉相承。

对于这一学术传统的得与失进行深入研究与反思，对于我们当下的学术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1]胡适说：“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

因为《诗经》中关于日食的记载可以得到现代科学的证明，故“《诗经》有此一种铁证，便使《诗经》中所说的国政、民情、风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价值了”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顾颉刚说：“《诗经》这一部书，可以算做中国所有的书籍中最有价值的……我们要找春秋时人以至西周时人的作品，只有它是比较的最完全，而且最可靠。”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第三册，3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第三册，309～3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第三册，3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第三册，3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第三册，第3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何定生：《诗经今论》，8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7]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1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8]钱穆：《读〈诗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1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9]郑振铎：《读毛诗序》，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3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顾颉刚：《论时序附会史事的方法书》，见《古史辨》第三册，4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46～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2]（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19～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13]胡适：《谈谈〈诗经〉》，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5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94～96页，台北，佶记文学出版社，1981。

[15]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6]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