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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10页）

派是远远不及的。

在后者看来，汉儒说诗是胡说八道，急于弃之而后快，哪里管他们为什么如此说，其背后隐含的文化逻辑与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史辨”

派确实没有达到后现代史学的深度。

三是关于“六经皆史”

与“史皆文也”

的问题。

诚然，在“古史辨”

派眼中，六经都是作为史料来看待的，其中最为可信的大约要算《诗经》了。

但章学诚等人的“六经皆史”

之谓似并非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章氏的意思主要并不是说六经都可以作为史料来运用，而是说它们原本不过是对于古代政事的记载，并不像后世儒家理解的那样是什么圣人垂训的经典，并没有那么神圣。

而在“古史辨”

派看来，六经不仅谈不到神圣，而且其作为史的记录也大都是不可信的，是质疑的对象。

因此说“古史辨”

派是对“六经皆史”

说的继承并不准确。

另外，即使“古史辨”

派信从章学诚等人的“六经皆史”

之说，也不是其与主张“史皆文也”

的后现代史学相区别的关键所在，就是说，承认“六经皆史”

与主张“史皆文也”

并不矛盾，二者是可以并存的。

事实上在“古史辨”

派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流露着“史皆文也”

的观点。

让我们看看顾颉刚所拟的论文题目：

春秋战国间的人才（如圣贤、游侠、说客、儒生等）和因了这班人才而生出来的古史。

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中心问题（如王霸、帝王、五行、德化等）和因了这种中心问题而生出来的古史。

春秋战国秦汉间的制度（如尊号、官名、正朔、服色、宗法、阶级等）和因了这种制度而生出来的古史。

[16]

从顾先生拟出的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他是要从言说主体、文化问题、政治制度三个层面对“古史”

被建构起来的具体过程与原因进行深入解剖，这是很了不起的史学意识。

较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

在思考的深度上毫不逊色。

故而对于顾颉刚的史学观，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坚持的是“古史皆文也”

。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古史辨”

派固然不能算是“后现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