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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5页）

显然钱先生是把《诗经》当作一部纯文学的作品集来看待了。

毫无疑问，作为一般阅读欣赏，《诗经》，特别是《国风》和大部分《小雅》的诗歌完全可以当作纯文学作品来看待，从字里行间，从其意象与意境中我们确实可以体会到审美的愉悦。

但是作为研究就不同了，对于《诗经》作品何为而作，如何传承，在彼时历史语境中有何功能以及如何发挥其功能等问题就不能不予追问。

如果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抛弃知人论世的说诗原则，仅就诗歌文本来谈论其意义，就只能是臆说，算不得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了。

清儒皮锡瑞尝言：

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

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后世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

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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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对经学传统的批评，却何尝不是对现代《诗经》研究的警示呢！

从今天的眼光看上去应该如此的，或许在古代刚好相反，反之亦然。

要对《诗经》这样的“历史流传物”

有恰当的阐释，就必须尽可能地重建其产生、传承及使用时的历史语境。

顾颉刚先生关于《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功能的论述正是一种历史化、语境化的研究，符合历史的实际，可惜的是当他把目光转向汉儒的说诗时就不大顾及他们何以如此说诗的文化历史原因了，他是从诗的字面意思出发对《毛诗序》的解读予以否定的。

如此把《诗经》作品看成纯粹的文学作品，完全不顾其产生与使用时的历史语境，就难免有“我注六经”

与“妄议古人”

的偏颇了。

现代学者受到西方18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对中国古代诗文倾向于做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理解，这对于魏晋之后的诗文来说似乎问题不大，但对于汉代以前来说就不那么恰当了。

“古史辨”

派所依据的第二种思想资源是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疑古辨伪”

精神。

就《诗经》学而言，宋儒欧阳修的《诗本义》、郑樵的《诗辨妄》、朱熹的《诗集传》都对《毛诗序》提出质疑。

到了清儒疑古大家崔述的《读风偶识》对《诗序》的批评更是空前的精辟而尖锐。

上述诸家都是“古史辨”

派否定《诗序》的有力支撑。

顾颉刚尝辑录久已散佚的郑樵《诗辨妄》，编订崔述的《崔东壁遗书》，在重建疑古辨伪传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此外，清初大学问家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清季今文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乾嘉学派在对古籍的校勘、辨伪、考订中显示出的求真与怀疑精神也都对“古史辨”

派形成了重要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古史辨”

派是对中国古代疑古辨伪传统“接着说”

的。

给“古史辨”

派以重大影响的第三种思想资源是来自西方学术传统的科学主义倾向。

我们知道，“古史辨”

这一学术流派的形成得益于胡适的影响，而胡适正是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的中国传人。

早在1919年胡适就提出“整理国故”

的著名主张，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他的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的“十字诀”

也是作为科学的方法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