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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6页）

1925年在一次演讲中他说：“我觉得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古代的东西，确能得着很有趣味的效果。

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义，都应该拿正当的方法去研究的。”

[13]具体到对《诗经》的解读，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

就是抛弃一切前人的传注，专门涵泳于诗歌文本之中，体察其含义。

在此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对“文法”

与“虚字”

的关注。

他对《诗经》中“言”

字的用法的考辨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实践。

胡适的科学方法固然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但究其实质还是来自西方的科学主义传统，他说：

我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

这一观念打转的。

“方法”

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

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

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

“考证学”

等等。

……在那个时候，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

我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

[14]

顾颉刚是胡适的弟子，对老师所倡导的“科学方法”

极为信服，他那堪称“古史辨”

派标志性主张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

正是在胡适所倡导的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下形成的。

应该说，科学的实证精神是“古史辨”

派的基本旨趣。

另外“五四”

前后形成的“反传统”

思潮也为“古史辨”

派的“疑古”

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空间。

基于上述这三种思想资源而形成的“古史辨”

派的《诗经》阐释学当然无法忍受以《毛诗序》为代表的汉儒《诗经》阐释学方法与结论。

于是就出现了如前面引文那样对汉儒激烈的批判与嘲讽。

然而以追问真相为职志的“古史辨”

派也许没有追问过下列问题：《诗经》真的仅仅是一部《文选》那样的文学总集吗？果真如此，那么春秋时的贵族们何以都是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赋诗，从来没有在欣赏的意义上用诗呢？《诗经》或称《诗三百》真的是被汉儒推崇为经典的吗？在西周至春秋的数百年中“诗”

在贵族文化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诗歌作为礼乐文化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不是具有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的特殊价值与功能？包括《毛诗序》在内的汉儒说诗是凭空产生的吗？汉儒是不是继承了某种历史久远的说诗传统？这都是应该追问的问题。

如果弄清了这些问题的“真相”

，“古史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