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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或许对汉儒的说诗就不那么轻蔑了。
(三)“古史辨”
派《诗经》研究方法之反思
“古史辨”
派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少有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学术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学术成就呢?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其启示意义何在呢?
其一,如何看待“古史辨”
派的“疑古”
。
“疑古”
是“古史辨”
派开宗立派的旗帜,也是其《诗经》研究的基本精神。
在我看来,对于他们的怀疑精神应该充分肯定。
毫无疑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确实证明了许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古史的记载也大都有其依据,因此学界提出“走出疑古时代”
之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史辨”
派的怀疑精神就毫无价值了。
怀疑是一切学术研究的起点,没有怀疑就没有问题,而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正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环节。
对于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研究者务必抱着质疑、审视的眼光,鉴别其真伪,探其本,溯其源,梳理其脉络,考察其流变。
对于前人的成说更不能轻率接受,而是要分析其产生之原因,弄清楚决定其不得不如此说的逻辑链条,如此才能推进学术的进步。
具体到《诗经》研究,“古史辨”
派对于《诗序》的质疑大都是站得住的,特别是《诗序》对某诗“刺某王”
“美某公”
的解说,确实大多乃附会史事,缺乏切实的材料支撑,顾颉刚、钱玄同、郑振铎等人的批评是有力的。
但是“古史辨”
派的“疑古”
也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尽管他们大多是历史学家,但在对《诗序》的质疑时往往不能用历史的、语境化的眼光来看问题,对汉儒缺乏“了解之同情”
,只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褒贬古人。
汉儒说诗实际上乃是彼时士人阶层意识形态建构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一统”
政治格局中知识阶层制衡君权的一种手段。
他们说诗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追问“真相”
,更不是发掘诗歌的审美意义,而是在建构和弘扬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立法”
——为社会提供价值秩序——的行为。
其实不独《诗经》以及整个汉代经学研究是如此,看汉初的黄老之学,陆贾著《新语》,贾谊著《新书》,贾山著《至言》,淮南王编《淮南鸿烈》,乃至司马迁作《史记》都莫不如此。
可以说,意识形态建设是汉儒问学致思的首要目的,是他们与由帝王、宗室、功臣、外戚、宦官等组成的统治集团争夺权力的主要方式。
后来儒学的胜利即可视为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相互“协商”
与“共谋”
的结果,也是他们合作治理天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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