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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8页）

“古史辨”

派从追问“真相”

的科学实证角度固然可以发现汉儒的诸多错误，却对其“苦心孤诣”

毫无体察。

这显然不仅仅是“疑古太过”

的问题，而且也是“以今释古”

的问题，关键之点在于对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关注不够。

我们今天反思“古史辨”

派的研究方法，就应该既要尊重并继承其怀疑的、批判的精神，又要运用“语境化”

的研究方法，把研究对象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因梳理清楚，揭示其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如此面对古人方庶几近于公允。

轻率地否定不是我们面对古代学人的恰当态度。

其二，如何看待“古史辨”

的方法与后现代主义研究路向的异同问题。

当年阅读七大册《古史辨》，特别是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的长篇自序，颇有一种感觉，似乎顾先生倡导的方法与半个多世纪之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以及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所代表的“新历史主义”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葛兆光先生则认为“古史辨”

应该属于“现代性史学”

，并指出其与后现代史学的差异：

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

可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

的，是“空心”

的，认为所用的历史都不过是层层的包装……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

，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

后现代好像对“垃圾”

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

的存在，“过去”

是很重要的。

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

的延长线上……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

走到了“史皆文也”

，这是很不同的。

[15]

这里的比较大体上是言之成理的。

略可辨析与补充的有下列几点：一是关于“古史辨”

派“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