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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产生的文化空间（第1页）

第二章诗产生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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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空间”

这个概念略做解释。

所谓“文化空间”

与时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见到的学术用语“文化语境”

含义相近，是指某种话语系统生成、存在、传播、演变的各种文化条件，包括先在的思想资源、人们普遍的心理焦虑与精神需求、各种流行的观念等。

文化空间为话语系统的生成提供了动力、基本生成规则以及种种其他方面的限制。

离开了具体的文化空间，任何话语系统都必然失去确定的意义域限而变得不可理解或可以任意解说。

通过重建文化空间的方式来进入对一种话语系统的解释，正是我们倡导的“文化诗学”

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

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唯一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看记载西周及春秋时代历史事件的史籍我们就会发现，诗作为“礼”

的仪式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彼时的贵族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诗”

是在被汉儒推崇为“经”

之后才获得权威性的。

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

之后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神圣性依然得到普遍的认可，只是诗的功能发生了某些变化。

《周官》《仪礼》《礼记》《左传》《国语》等古籍所载西周至春秋时的贵族政治活动是处处离不开诗的：西周时凡是大型的公共性活动都必有一定的仪式，凡有仪式，必有乐舞伴随，有乐舞就必有诗歌。

到了春秋之时，贵族们在正式的外交、交际场合都要赋诗明志，诗于是又变为一种独特的交往语言。

所以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

之谓具有十分现实的根据。

只是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统一的政治体制与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均不复存在，因而人们对诗的看法才开始出现分化：墨家、农家很少言诗，道家、名家不屑于言诗，法家、兵家无须言诗，纵横家偶尔言诗也完全是出于说服别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诗本身的价值。

只有儒家还坚定地维护着诗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汉儒的作用只是借助于官方之力，将战国时期这种只有一家尊奉的特殊话语重新恢复为普遍的权威话语而已。

一、关于“诗言志”

在西周时代诗是如何形成这种言说的权威性的？是怎样一种文化空间造成了诗这种被后世当作闲情逸致之呈现形式的特殊话语如此巨大而又如此独特的功能的？传统的《诗经》研究比较关注“诗何为而作”

的问题，故而“诗言志”

之说被视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的纲领”

。

但是“诗言志”

之说究竟何义？究竟何时提出？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诗三百》中的确有不少抒怀之作，但这些基本都是王室东迁之后的作品。

被学界认定是周初之作的都不是书写个人情怀的，并不符合后人所理解的“诗言志”

的含义。

所以，这里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诗言志”

之说晚出，即不会早于变风变雅产生的时代，也就是西周末年，因为这时大量表现个人情怀的诗才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