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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产生的文化空间（第2页）

二是“志”

不是后人理解的意思，即不是个体性的思想情感之义。

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一文中就提出过诗的“记忆、记录、怀抱”

三义说。

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王念孙注《汉书·司马相如传》“诗大泽之博”

句云：“诗者，志也。

志者，记也。

谓作此颂以记大泽之溥博……”

[1]以“志”

训“诗”

本是汉儒的共识。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有代表性的：“诗，志也。

志发于言，从言，寺声。”

[2]但是“志”

是什么呢？汉儒大都主张“在心为志”

[3]，这或许是从《荀子》“志也者，藏也”

（《荀子·解蔽》）之说而来。

但是藏在心里的未必就是“情”

，所以汉儒的进一步解释，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之说就离“志“的本义甚远了。

其实，“志”

就是古“识”

字，而“识”

字的本义就是记住。

[4]如果“诗言志”

之说是西周前期的说法成立，那么这个“志”

就不应该理解为情怀，而只能理解为记忆或记录。

也就是说，诗最初是为了记录某些有意义的东西，后来才发展为抒怀的。

在上古时期，记录本身就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人类初民为生计所困，无暇顾及许多无直接功用之事，其所记者，必为有重大意义者。

故而无论是记录于口头，还是记录于文字，都又使记录的内容增加了神秘性与神圣性，这就是话语与文字的力量。

“诗言志”

无疑是先秦时期关于诗歌本体和功能最为普遍，也最为概括的认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诗学命题。

朱自清将其理解为中国古代诗学方面“开山的纲领”

是不无道理的。

尽管这个提法究竟起于何时已经难以确知，但是由于它的产生年代与其所蕴含的意义有着直接关联，所以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认识记载这句话的《尧典》的产生年代。

对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中的《尧典》一篇的产生年代，现代以来比较有影响的有两种说法，一是战国说，以顾颉刚等“古史辨”

派为代表；二是周初说，为近年来许多论者所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