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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产生的文化空间（第3页）

如果信从顾说，则“诗言志”

之说应是在春秋时期“赋诗言志”

之普遍社会现象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所谓“志”

即应理解为赋诗者所欲表达的言外之意，与诗歌本身的蕴含根本无关。

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率七位大夫宴请晋国的上卿赵孟一行，席间赵孟请七大夫赋诗以观其志。

其中伯有赋《鹑之奔奔》。

这是《鄘风》中的一篇。

其原文为：“鹑之奔奔，鹊之彊彊。

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毛序云：“刺宜姜也。”

郑笺：“刺宜姜者，刺其与公子顽为**也。”

对于毛、郑的这种解释，历代注家，均无异词。

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首卫国的卿大夫或国人讽刺其君的诗。

宴会之后，赵孟对他的助手晋国大夫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

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

这里的“诗以言志”

之志显然是指赋诗者所欲表达的意思而非作诗者之原意。

所以，如果可以确定《尧典》为战国时所作，则对“诗言志”

之说的解释就不能不考虑到春秋时在贵族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赋诗言志的风气，也就是说，《尧典》的“诗言志”

与《左传》的“赋诗言志”

含义相同。

然而如果从现代诗学的角度看，“赋诗言志”

与“作诗言志”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自朱自清等人以来，今人对“诗言志”

的理解大多是从现代诗学角度出发的，即将“诗言志”

理解为“作诗言志”

，而非“赋诗言志”

。

如果可以确定“诗言志”

之说为西周初期所提出，则“诗言志”

之“志”

即可理解为“识”

，即“记录”

之义。

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春秋时那种在贵族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赋诗”

风气，也没有借作诗来抒发个人情怀的习惯，故对于“志”

就只能像闻一多先生那样从文字意义的演变角度进行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