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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产生的文化空间（第4页）

这样一来，“诗言志”

之说就可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解释——一是对诗歌创作普遍原理的概括，二是对诗歌在特定时期独特功能的认定，所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记载这种说法的《尧典》产生的年代。

徐复观先生尝以为，对于《今文尚书》的文章宜分三类观之：一是根据口头传说整理、记录的，如《尧典》《皋陶谟》等；二是经过整理的典籍，如《甘誓》《汤誓》等；三是传下来的原始材料，如《商书》中的《盘庚》及《周书》等。

他认为第一类文章必定成于孔子之前。

[5]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看法。

我们看在《论语》中孔子那样称赞尧的丰功伟绩和个人品格，即可断定他必然掌握大量关于帝尧事迹的记载。

因此即使传世的《尧典》或许经过后人改写删窜，但其基本面貌应该是在孔子之前即已成型。

如果徐先生此说成立，再联系我们前面的观点，则“诗言志”

之说无疑应该产生于孔子之前。

近年的考古成果也为此种说法提供了依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首批资料于2001年11月整理出版，其中《孔子诗论》是一篇《诗经》研究和孔子诗学思想研究方面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其中有“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

[6]之句。

“诗亡隐志”

的意思是诗歌应充分地表达心意。

李学勤先生认为《孔子诗论》的作者很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如此说成立，就足以证明孔子是认同“诗言志”

的说法的，如此，则说孔子之前已经有了“诗言志”

的说法或者观念，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

这样一来，对于先秦“诗”

与“志”

之关系的看法就必须做一个清晰的区分：在诗歌本体论和创作论意义上的“诗言志”

和在工具论意义上的“诗以言志”

。

前者具有真正的诗学意义，是中国古人对于诗歌最本真的意义的理解；后者则仅仅是关于诗歌在特定时期所获得的某种独特功用的概括，并无普遍的诗学意义。

就前者而言，“诗言志”

是对诗歌本体和功能的双重认定：从本体角度看，其说明确指出诗歌的基本构成或曰根本之处在于“志”

；从功能角度看，“诗言志”

等于说“诗是用来抒发怀抱的”

，或者说“诗可以用来抒发怀抱”

。

这种具有原则性的诗学观点在理论的深刻和精确方面丝毫也不逊于柏拉图诗的奥秘在于“回忆”

或“神的凭附”

之说，以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的定义。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即“诗言志”

之说实际上就是“诗以言志”

的意思，是春秋时某位好事者在整理、修订《尧典》时依据普遍的“赋诗”

现象添加进去的。

换言之，在春秋之前并没有关于诗歌本体与功能的根本性认知，“诗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