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章 诗产生的文化空间（第7页）

连用情形，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诗言志”

的提法究竟如何形成以及它原本的含义究竟怎样，都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它至迟在战国中期已经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原理了。

汉儒的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云云，乃是对《孔子诗论》《孟子》《庄子》有关诗与志关系之观点的具体发挥。

总结上面充满矛盾的说法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第一，“诗言志”

之说的本来含义可能有三：一是“诗”

与“志”

或“识”

通，是指“记忆”

或“记录”

。

如果“诗言志”

之说产生于西周之初甚至更早就只能是这种含义。

二是“赋诗”

意义上“诗以言志”

之义。

如果“诗言志”

之说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就极有可能是这种含义。

三是后人通常的理解。

如果此说产生于西周后期到春秋赋诗普遍出现之前这段时间，则很有可能是这种含义。

第二，无论“诗言志”

原本的含义如何，至迟到了战国中叶，这种说法已经被普遍理解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含义，即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或抒**感的。

这是现代诗学意义上的原理性的诗学命题。

第三，不论“诗言志”

的本来含义究竟如何，这种说法的提出和意义演变都是特定文化空间的产物，离开了对特定文化空间的把握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诗言志”

的含义与意义。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诗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诗学观念的生成与演变绝非诗人或言说者个人之事，而是某种独特的文化空间之“结构性因果关系”

的产物。

如果我们不把诗看成像穿衣吃饭那样的自然存在，而是看成一种人们有意为之的意义建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最初诗不可能是纯粹的主观宣泄或自言自语。

诗能够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需要有言说者、听者、传播方式与渠道、评价系统等。

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种以诗为核心的特殊文化空间或者特殊“场域”

。

离开了这样的文化空间或场域，诗就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意义[8]，绝对不会成为普遍的言说方式。

下面我们就试图通过对西周至春秋时代文化空间的考察，梳理出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轨迹。

二、诗作为人神关系语境的言说

诗是一种言说方式，但不是一般的言说方式，它必然有一个从自然形态向文化形态的转换生成的过程。

《淮南子》所谓“举重劝力之歌”

的“邪许”

[9]与何休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