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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产生的文化空间（第9页）

在人与天地自然之神的关系中通常具有两种情形，周人一方面通过占卜判断神的意旨从而确定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也通过某种仪式沟通人神关系，并希冀得到神的庇护与赐福。

在前一种情形中生成的话语系统以《周易》为范本；在后一种情形中生成的话语系统则以诗为代表。

在与祖先之神的关系中，周人通常是通过追述、颂扬祖先的功德以达成某种沟通，从而得到祖先的福佑。

在这种关系中生成的话语系统也以诗为代表。

总之，诗首先产生于人与神的关系所构成的语境，这种“诗”

就是《诗经》中的《颂》以及《大雅》的部分作品。

因此如果说《周易》本质上乃是原始巫术思维方式的产物，那么《颂》诗则是原始宗教思维方式的产物。

前者是人们通过某种程式化的活动揣测神的意愿，没有偶像崇拜之义；后者是人们通过某种仪式来求得神明的欢心，已带有偶像崇拜的味道。

在西周这两种思维方式同时存在，并且都居于能够影响政治生活甚至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就是说，都具有巨大的话语权力。

在《诗经》作品中以《颂》诗为最早，《颂》诗中又以《周颂》为最早，这经过许多专家的考证已成定论。

[13]这意味着，《周颂》亦与《周易》及《周书》一样乃是西周最早的文化文本，因此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绝非可有可无、任意为之的东西。

实际上，在一个书写远非后世那样方便、普及的时代，凡是能够成为文本的东西都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必定是神圣的。

看西周传下来的这几部书，《周书》是政府文告，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记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周礼》涉国家政体，相当于后世的宪法[14]；《周易》是决策国家大事的依据，都是不可一日无之的东西。

除了这些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的文本之外，还有一种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它们文本，这就是沟通人神关系的《颂》诗。

杨向奎先生尝指出：

中国古代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都是巫祝的专职，这时无论有没有文字，历史作为诗歌保存在巫祝的心中、口中。

“巫”

本来是“以舞降神者”

（见《说文》），也就是代神立言，在他们的历史中遂使神话与历史不分，表现形式是史诗与乐舞的结合，这是《诗经》中《颂》的起源……[15]

以此观之，巫祝当是最早的诗人。

所以史籍中所谓舜帝命夔典乐，以求“神人以和”

（《尚书·尧典》）之目的记载绝对是有根据的。

诗最初产生于人神关系的语境，是人向神的言说的独特方式，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独特的言说语境也就赋予诗这种言说形式以种种独特性：由于它肩负的是沟通人神这样一种在当时最为至高无上的使命，故而其言说方式必须有别于一般的口语，这与甲骨卜辞，《周易》的卦辞、爻辞是一致的。

又由于诗作为仪式的组成部分是与乐舞紧密相连的，也就渐渐具有节奏与韵律上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从其起源上来看，诗并没有被赋予后世诗歌那种审美的功能，尽管在仪式的具体过程中也许在庄严肃穆的神圣性背后也潜在地存有审美的性质。

后人，特别是现代以来的研究者都从后世的文学观念出发来看待《诗经》作品，故而都重视“风”

“雅”

之作而轻视“颂”

诗，然而在西周的文化语境中，“颂”

的地位远远高于“风”

与“雅”

。

如此看来，先秦儒家将伦理教化功能视为诗的首要功能，也并不是仅仅出于儒家救世的政治目的，也可以说是对诗的固有功能的理解与阐扬，而《毛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之谓也就不显得那样不着边际了。

诗作为被周王室书写的话语形式，它本来就是与国家政教密切相关的，本来就是用来“动天地，感鬼神”

的。

仅从31首《周颂》来看，有半数以上与宗庙的祭祀仪式直接相关，都是祭祀先王的。

此外有7首是祭祀山川、社稷、天地之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