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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产生的文化空间（第10页）

[16]被学者们揣测为《大武》之乐各章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17]等诗篇究竟是否为祭祀之乐，颇有争论。

依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的说法，《大雅》的《时迈》和被后人判定为《大武》之乐章的《武》《桓》《赉》等诗乃武王克商时所作。

也有人认为诗中“武王”

这样的称谓应为谥法，故疑其为武王死后人们祭祀他的时候所用之乐。

后经王国维与郭沫若的考证，认为周代尚无谥法，所以“武王”

“成王”

等都是生前的称号，学界遂将这几首所谓《大武》乐章判定为武王生时的颂德之作。

最近著名史学家赵光贤教授在一篇题为《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的文章中认为“以金文与文献对照，自文武下至宣幽皆应是谥而非生号”

，李山博士亦通过详细考证认同赵光贤教授此说。

[18]依据人神关系的言说语境观点，我们亦赞同赵说。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大武》乐章的几首诗也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是人向神的言说，《周颂》之中并没有赞颂在世诸王的诗。

另外《敬之》和《小毖》二首，古今论者均认为是成王自警之作。

从诗的文意上看，这是不错的，但是自警之辞既然用严肃的方式说出来，并且成为书写的文本其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这样做是为了郑重其事，使之具有庄严的色彩，以便与倾听者的身份相符。

那么谁是倾听者呢？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群臣。

成王在群臣面前作自警之辞，这是不确的。

成王不大可能在臣工面前表现得那样谦恭，像“予小子”

这样的自我谦抑之辞在当时虽极为普遍，但帝王们也只是在面对上帝、祖先或长辈时才会用，例如，《尚书·大诰》周公有“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之句。

《洛诰》中成王在周公面前才自称“予小子”

。

所以，这两首诗同样也是向着神——祖先在天之灵言说的，是“告庙之辞”

，目的是通过自我警戒、自述辛苦而博得先祖在天之灵的同情与庇佑。

由是观之，作为《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周颂》都产生于人神关系语境，是人向神的言说。

这原本是古人的共识，只是现代以来才出现不同的说法。

如《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宋人李樗等的《毛诗集解》也说：“《颂》者，告神之乐章也。”

即使那些并不直接用于祭祀活动的乐章也同样是在人神关系中的言说。

宋人范处义指出：“《颂》，专用于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颂》有助祭、谋庙、进戒、求助之诗，似若非为告神明而作意者。

诗，乐章也，凡诗皆可歌以为乐。

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谋庙，是以谋庙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进戒，是以进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求助，是以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

这是极为通达的看法。

这样看来，像《敬之》《小毖》这样的诗的确是自警之辞，但是并非将自警之辞直接告之于群臣，而是告之于神明，这样自然同样能够收到笼络群臣之效，因为成王的告于神明之辞群臣亦会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