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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儒学话语霸权形成原因及儒家诗学的基本品格（第4页）

刘歆《七略》与《汉书·艺文志》之说具体观之不免有胶柱鼓瑟之嫌，谓某一学说必出于某一职守，并无有力证据，给人以凭空猜度的感觉，难以令人信服。

但如果总体言之，则此说实不可动摇。

道理很简单，既然西周文化与政治制度不可分拆，礼乐书数、史祝占卜诸种文化形式均有相应的官守，那么说以西周文化为主要学术资源的诸子之学“出于王官”

当然是无可怀疑之论。

诸子所做的正是从“王官之学”

中剥离出独立的学说来，即所谓话语转换。

《淮南子》之说同样有他的道理：士人思想家进行话语转换时并不是简单继承，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先在的文化资源进行了选择、加工和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忧世救弊之情自然渗透其中，故而这一话语转换的结果——诸子之学，就自然是针对时势而立言了。

胡适尝批驳自汉儒以至章太炎等人的“诸子出于王官”

之说云：“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

[5]胡适对刘歆、班固之说的批驳是有力的，但诸子“与王官无涉”

的结论却过于武断。

因为他看到了诸子之学与时势的密切关系，却忘记了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凭空杜撰，先在的思想资料总是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尽管“纵横家者流，出于行人之官”

之类的说法委实荒谬之极，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王官之学”

对诸子之学的重要作用。

正是先在的思想资料与现实社会需求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各种学术的产生与兴盛。

实际上，先秦士人思想家中有人对西周文化之于诸子之学的渊源关系，已然有清醒认识。

如《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

观其文义，显然是说原本有全面完整、无所不包的文化学术，只是由于天下大乱而遭到了破坏，诸子都是“一曲之士”

，他们各自继承了原来文化学术的一个方面，都是偏而不全的。

那种“古之人其备乎”

的“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

的完美文化是指什么呢？显然是指“天下大乱”

之前的周文化。

诸子将那在西周之时与国家制度融合无间的文化剥离为种种话语系统，从而导致中国古代第一次文化学术的大繁荣，形成“百家争鸣”

的恢宏局面，这是无论如何形容都不算过分的伟大功绩。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创造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化之基本格局，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在中国文化史上，诸子之学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诸子的话语转换还确定了士人阶层欲以文化学术的形式达到政治目的的干预策略。

这一干预策略一产生就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了古代知识阶层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与行使这一权利的主要有效方式。

从暂时的历史语境看，士人的这种干预策略或许会显得迂腐可笑，缺乏有效性，但如果长期来看，其效果是极为深远巨大的。

例如，孔子和子路谈及治理国家时，孔子提出著名的“正名”

思想，认为是为政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