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中篇 儒学话语霸权形成原因及儒家诗学的基本品格（第5页）

子路则嘲笑老师迂腐。

孔子于是教导他说：

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6]

孔子这里明显的是把话语的言说当作首要的政治行为了。

在他看来，只有先在名——话语层面上安排好秩序，才有可能在现实层面上安排好秩序。

这里的逻辑是所谓“循名责实”

——先确立“名”

的合法性，再根据“名”

来确定实际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

言说于是具有了根本性的意义。

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文义与前面并不贯通，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但是在意义上却是紧密相连的：言说要实现为现实的价值，首先要变为个体的行动。

所以“正名”

首先要落实为君子对言说的充分尊重与实践，否则就是毫无用处的空话。

这里也就预示着此后两千余年间知识阶层的困惑与无奈：对于藐视其言说者无法可施。

考之中国历史，知识阶层的确是通过话语建构来为天下制定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的，这些标准与规范对于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阶层和平民百姓都是非常有效的，无效的只是个别的、反常的情况。

中国古代的这种情况与西方迥然不同。

例如，古希腊的知识阶层，就不是靠话语建构来实现政治理想的。

在他们那里，政治性的言说与文化性的言说是截然分开的，前者就是直接的政治活动，不用丝毫伪装迂回；后者则是纯粹的文化活动，并不包含政治目的。

而在我们的诸子时代，政治的目的往往掩藏在伦理的、认知的、宗教的目的后面，与之浑然一体，难以分辨。

这也正是中国几千年中政治和道德、法规与人情、集体与个人、公与私、责任与义务始终纠缠不清的原因。

试图用话语建构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的干预策略可以说并不是士人阶层自觉的主体选择，而是必然如此的历史选择：先秦知识阶层没有古希腊民主制度那样的政治公共空间来直接地、顺畅地、充分地满足自己的政治冲动，只好采取迂回战术：从根本上规定人们所思所想的方式，为社会制定普遍的价值准则。

孔子对此有极为清醒的认识。

他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子奚不为政”

的问题时说：

《书》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7]

这也就是所谓“出为帝王师，处为万世师”

——总之无论出处进退都是扮演师的身份，绞尽脑汁营构种种话语体系，使之影响人心，主要是执政者之心，从而间接地决定政治的格局。

由于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阶层较之其他社会阶层更需要受教育，而教育方针与教育内容都是士人阶层的专利，故而君主常常是首先被士人阶层的话语霸权所控制的对象。

士人阶层掌握着教育领域的话语权，他们因此而成为上至君主、下至黎庶的名副其实的“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