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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思想家的立法活动与儒家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02（第14页）

愈疏，不孝也。

不可矶，亦不孝也。”

（《孟子·告子下》）

这里孟子是在为“怨”

辩护。

《小弁》之诗出于《小雅》，旧说是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而作。

此说因无确据而在宋以后饱受质疑。

从诗意观之，此应为不得于父母者所作。

孟子这段话的关键是为“怨”

所做的辩护。

高子认为《小弁》是“小人之诗”

，因为诗中表达了身为人子者对父亲的怨望之情。

而在孟子看来，这种“怨”

是合理合法的，因为从“怨”

中反映的乃是“亲亲”

之情。

按照孟子的逻辑，如果父亲有了过错，子女不应保持沉默，而应该表达自己的“怨”

（当然，如果父母只是有小的过失就大怨特怨，那就成了“不可矶”

，同样是不孝的表现）。

正是“怨”

，才可以使父子间的隔阂消除，如果有不平之情而不说，那就只能使父子感情更加疏远。

孟子为“怨”

辩护，实际上是要保留诗歌作为被统治者向统治者宣泄不满情绪之手段的独特功能，这与孔子所讲的“怨”

是一脉相承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孔子“克己复礼”

的“立法”

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改造人的心灵、建构道德自我的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更为系统的探索。

如果说孔子重“礼”

说明他在为人的心灵“立法”

的同时更侧重于为社会“立法”

，即重建社会价值秩序；那么孟子重“存心养性”

或“养气”

，则说明他在试图为社会“立法”

的同时更偏重于为人的心灵“立法”

，即建构人格境界以及实现之途。

这种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士人阶层面对日益动**的社会状况的忧虑与无奈。

到了先秦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那里，情形则又发生了重要变化。

四、荀学与思孟之学的主要差异及荀子诗学的独特性

荀子生活的时代较之孟子又晚了六十年左右，其时已是战国后期。

比较而言，孔子的时代旧有体制虽已崩坏，但原有的意识形态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对这种意识形态熟谙于心的儒家思想家还有理由企图通过宣传教育来将其还原为一种现实的价值秩序；孟子的时代不仅旧有的体制已然**然无存，原来的意识形态也早已失去了普遍的影响力，包括儒家在内的士人思想家都纷纷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新设想，出现了真正的“处士横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