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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思想家的立法活动与儒家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02（第16页）

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所谓“杂王霸而揉之”

的治国之道，其实并不像是孔孟申韩之学的结合，而更近于荀子的学说。

二是历史语境的作用，即渐近统一的社会呼唤统一的意识形态。

战国后期的社会现实已经证明，无论是孔子的“克己复礼”

还是孟子的“仁政”

“王道”

，抑或是墨家的“兼爱”

“尚同”

与老庄的顺应自然，都无法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法家学说虽然在个别诸侯国得到实施并产生效果，但是作为儒家的荀子又不可能完全认同这种基本上放弃士人批判立场的思想，所以他唯一可行之途就是兼取各家之学来改造孔孟之学，也就是弱化儒学原有的乌托邦色彩而加强其政治层面的可操作性。

可以说，在政治伦理方面，荀子之学主要是融合儒、法两大入世的思想系统而成的。

鉴于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求，如何将儒学改造成具有现实有效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为荀子关注的焦点。

这样一来，荀子就不能不在反思儒家原有学说的基础上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荀子的学说正是在反思儒家学说中最有影响的思孟学派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荀子批评思孟之学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剧志大，闻见杂博。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35]观荀子之意是说思孟之学看上去很是博大深邃，实际上却是玄虚不实、难以索解，更谈不上实际的应用了。

所以荀子之学基本上是在儒学的范围内，沿着与思孟之学相反的路子走的。

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以“性恶”

说代替“性善”

说——改变价值系统建构的逻辑前提。

孟子提倡“性善说”

有一个潜在的逻辑轨迹，即充分启发人的道德自觉性，靠人的道德自律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然后再解决社会问题。

这是典型的“内圣外王”

的思路。

其说的长处是很明显的：可以激发人们的自尊意识，有助于培养人们对道德修养的信心。

但是，其缺点也同样很明显：不能充分提供“礼”

与“法”

等外在规范的合理性：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还要那些强制性的规范何用？只要想办法发掘、培育这与生俱来的善性就够了。

然而“争于气力”

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均为情欲利益所牵引，谁愿意自觉地恪守那些显然于己不利的道德原则呢？对于那些不肯自觉进行道德修养的人来说又该如何呢？荀子大约正是看到了孟子学说的这一不足之处才提倡“性恶”

之说的。

对于孟子和荀子而言，“性善”

与“性恶”

之说虽然不排除经验主义的认知性归纳，但主要并不是对人之本质的客观认识，而是出于言说——“立法”

的需要而设定的逻辑前提。

从这两个不同的前提出发，就可以建构起不同的理论体系。

言性善，孟子才有充分的理由号召人们“存心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