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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思想家的立法活动与儒家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02（第4页）

在孔子的时代，由于西周礼乐文化在儒家士人心目中还是一种具有**力的价值系统，所以他们就将这种文化当作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话语资源和模仿对象。

尽管已经是“礼崩乐坏”

了，但是礼乐文化的合理性依然是自明的，至少在儒家士人心中是如此。

所以他们不必花力气去证明西周文化合理性的依据是什么。

在孟子的时代一切都不同了，由于“圣王不作，处士横议”

的局面早已形成，士人思想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怀疑主义的、批判的意识，任何一种学说都无法借助自明性的逻辑起点来获得认同了。

所以孟子就必须证明为什么只有实行“仁政”

才能拯救世界，人们为什么有必要去“求放心”

，去“存心养性”

，以及凭什么说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自觉修养就能够成为君子甚至圣人。

“人性本善”

就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根基所在。

孔子到西周文化中寻求话语建构的合法性依据，孟子则到人的心中去寻找这种依据——这是这两位儒学大师的主要区别所在。

第三，在最终的价值本原问题上，孟子的追问深入人与天地自然的同一性上，孔子则仅限于人世的范围。

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的话语建构本质上都是对价值秩序的建构，而不是为外在世界命名、分类、编码的认知性活动。

所以他们的话语建构都有一个价值本原的问题：人世间一切价值的最终根基何在？孔子将这种追问限定在人世间，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不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冶长》），等等，都说明孔子的视野是集中在人世间的人伦日用与典章制度之上的。

细观孔子之论，实际上是将“性”

看作无善无恶的，孟子却不然。

如前所述，孟子的学说是以“人性本善”

为逻辑起点的。

因为人心之中本来就有善根，故而方可“存”

可“养”

，能“放”

能“求”

。

但是这里还是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何以人竟会存在这种与生俱来的善之本性呢？孟子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天地自然寻求人世价值的最终本原。

他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气性，所以事天也。

夭寿不贰，终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尽心上》）

朱熹释云：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也。

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体。

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