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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思想家的立法活动与儒家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02（第6页）

时的具体语境。

我们来看看孟子的说法。

《孟子·公孙丑上》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朱熹注云：

仁、义、礼、智，皆天所与之良贵。

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

，故曰尊爵。

在人则为本心全体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

人当常在其中，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故曰安宅。

[25]

这就是说，人的先验的道德理性，即仁、义、礼、智等，是得之于天的，天地有“生物之心”

在人身上的表现，所以在孟子看来，这种得之于天的“天爵”

较之那得之于君主的“人爵”

（公卿大夫）要尊贵的多了。

依据孟子的逻辑，人是天地生生化育的产物，所以人之性与天地万物之性就具有根本上的同一性，人们通过对内心的反省追问就可以觉知万事万物的道理。

这就是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孟子·尽心上》）总之，人的一切价值都是得之于天的，人与天有相通之处。

天具有化生万物的伟大品性，人要效法天，就必须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仁民而爱物”

——这就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

而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彻底解决正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伟大、最为高远的共同理想。

从以上分析可知，孟子的话语建构是在努力寻求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仁义之人的最终依据，也就是价值本原。

这无疑是对孔子学说的深化。

孔子主要还是着眼于整理人世间的伦理规范，还没有来得及对这种主要参照于周礼的伦理规范之合理性问题在学理上予以充分的关注。

孔、孟二人都是以“立法者”

的姿态言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的立法活动主要以先前的思想资料为合法性依据，而孟子则以人与天地万物的内在一致性为最终依据。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孟子和孔子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文化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孔子的时代原来那种一体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已经是支离破碎，私学已经兴起，但是比较系统并且有较大影响，能够与儒学分庭抗礼的学说却还没有产生。

[26]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之中所弥散的还是宗周礼乐文化的碎片。

孔子作为第一个试图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的士人思想家，其言说方式就必然充分显示一个“立法者”

的特点：单向度的、传教式的或自言自语式的。

他最为关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别人的言说。

在孟子的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滕文公下》）实际上除了杨朱、墨翟之外，其他诸子之学也都形成气候，大家各执一说，互不相服。

[27]由于出现了众多的“立法者”

，不同的“法”

之间就必然会有冲突、抵牾以至彼此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