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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庄氏史狱中的若干涉案人物（第11页）

，对此的解释是，谈氏在庄氏史狱前早已谢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

，由此推想谈迁的那部大书，也只能“铁函深井，藏之已耳”

，哪里敢引以贾祸呢？

事实却是，查氏并不曾被史狱吓退。

他化名“左尹”

的《罪惟录》，系纪传体明史著作，《东山自叙》说写作该书，“始于甲申，成于壬子”

，历时二十九年〔12〕，史狱即发生在此期间。

查氏的自叙不讳其事，且说因此狱而“改书名为《罪惟》”

，还说此书“得复原题之日”

（按原题为“明书”

），也就是作者“得复原姓名之日”

。

至于题作“罪惟”

，据说取孟子知我罪我之意（参看谢国桢同书卷一六《大狱记》条）。

因史入狱，本应对史事避之惟恐不及的，却偏要撰史不已，也可以证明其人的倔强的吧。

年谱将查氏著《鲁春秋》系于康熙四年，史狱获释不过两年。

查氏在那本书的自序中写道，“鲁春秋”

非止鲁之“春秋”

，乃唐、桂、鲁之“春秋”

；尤一再致悼于张煌言，更据张的事迹著《范澳供》。

“范澳”

在东海中，张煌言于此被清军俘获（参看《查继佐年谱》康熙四年）。

其人的不能忘却故明，这一段心迹，倒像是惟恐不为人知晓。

〔13〕钱谦益有《初学》、《有学》二集，查氏则著有《先甲》、《后甲》，“甲”

即甲申。

两个人都以此暗示其人生断为了两截。

但无论钱还是查，前后两截，都似断犹连，是不难看出的。

你不能确知查氏的上述著述曾在何种范围流传。

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罪惟录》的《前言》，说传世的只有吴兴嘉业堂藏的手稿本，后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入四部丛刊三编。

但由《东山外纪》看，查氏本人未见得以为有必要将其著述藏之某山或沉之井底。

庄氏史狱后，又有方孝标、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可知虽杀戮之惨，仍不足以儆戴名世之流。

但杀戮仍然有效。

全祖望一再讥毛奇龄在《南山集》案发后的表现（见其《萧山毛检讨别传》、《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分别见《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二、卷三三），刻画毛的反应过度，为了避祸而不择手段，大可作为文字狱导致士大夫“精神意气斫丧”

之显例——当然也可能此人原本委琐。

但倘无那一番惊吓，或许不至于如此不堪的吧。

值得注意的是，有清一代著名史家和当地人士对此案的持续关注。

《费恭庵日记》一类记述，几乎与事件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