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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庄氏史狱中的若干涉案人物（第14页）

纵然如此，对文字狱的结果，仍然不宜想象过度。

限于技术手段也格于行政效率，那个时代对文字的管控，总不能如近代的彻底；而力图掩盖的事实，其痕迹也有极力擦抹而终不能净尽者；更难以如当局所愿地“封杀”

某人、某项议论；虽“禁毁”

也不大容易做到片纸不存。

天网恢恢，百密一疏。

顾炎武、钱谦益的文字均流布较广；其人与吴炎、潘柽章有关的书写，想必不至于藏之箧中，而有一定的传播范围的吧。

由此也可知其时文网虽密，还不能密到以史狱为禁忌性话题，使人人噤声的地步。

潘耒为其兄遗作《松陵文献》撰《后序》，说潘柽章死后，“藁本流传人间，争相珍秘。

康熙甲子，或言于邑令，请改修县志，三月而遽成。

乙丑春，耒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

。

他发现果然如此，说自己“不怪其蹈袭，但不应略不载吾兄姓名，绝不言本某书，有似取人之物而讳言主名者”

。

《后序》撰于康熙三十二年腊月，应当已在为其兄“昭雪”

之后，不但吴、潘二子的名氏已不被忌讳，甚至潘耒明确提出了“载吾兄姓名”

的要求。

孟森《书明史抄略》说，庄氏史案“因得祸甚酷，举世反甚愿见私史原文，以餍好奇之心”

，故有人作伪以迎合此种需求。

这样的社会心理，不正是古今所同？

也是孟森，发现乾隆年间《闲闲录》一案，蔡显受戮，其门人二十四人罹祸，藏蔡氏所撰《笠夫杂录》的，为该书作序的，却也是蔡的门人。

“从文网稠密之中，不忘师友之谊”

，可见“当时风俗之厚”

（《〈闲闲录〉案》，《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孟氏更发现《笠夫杂录》竟然就是蔡氏因而被难的《闲闲录》之变身，不过“次序略异”

而已。

“已成大狱，而门人犹改其名以刊行之”

，“亦见蔡氏门下之笃念其师，不计祸福也”

（同上）。

上述事实，固然证明了其时风俗之厚，严酷血腥中依然透出的一缕温情，却也证明了文网的百密仍有一疏。

吕留良、戴名世著述的流传，也应既赖有风俗人情，也赖文网的空隙的吧。

〔15〕至于全祖望，孟森的说法是，因文字之狱，“故雍、乾间文士，罕涉前明遗逸事者，惟全谢山乃毕生专述明、清间事实，亦未遭祸，殆有天幸”

（《〈闲闲录〉案》）。

难以解释的是，“天”

何以独“幸”

全氏。

在一再的肆行杀戮之后，有清一代对于“违碍”

文字，像是确也有了“区别对待”

的一套规则，勉强可以看作发生在时间中的细微变化。

乾隆间编次《违碍书籍目录》，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云：查各省解送违碍书籍，除字句狂谬，词语刺讥，必应销燬，及明季国初人诗文集内有触悖者，其全书即不应存留外，其余有应行分别办理之处，谨拟立条款，开列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