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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文论研究中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第5页）

事实上，从康德、谢林到黑格尔，当那些知识渊博、修养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面对文学艺术时，也同样存在“强制阐释”

的倾向。

造成“强制阐释”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构的冲动。

尼采开启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与批判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确实动摇了西方古代的本体论追问与近代的理性中心主义。

作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最终成果，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两千多年来的西方思想传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与颠覆。

“解构的冲动”

亦由此而代替了以往的“追问真相”

的冲动。

所谓“解构”

，是指这样一种思考方式：面对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个命题或者一个文本，不是按照它们固有的思路给出赞成或否定的意见，而是通过揭示它们在形成过程中与其他诸种关联性因素的关系来打乱其表面的逻辑顺序，从而颠覆其合理性。

任何完整、神圣的东西面对“解构”

的利刃都会像被拆解的七宝楼台一样不成片段的。

用张江教授的话说，这种“解构的冲动”

只告诉人们这不是什么，却不告诉人们这是什么，因此无法构成“知识性遗产”

，可谓有见之论。

正因为如此，解构的伟大意义在于破解神话，让人们从那些被建构起来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可以大大拓展人们自由思想的空间。

然而一旦面对文学艺术时，解构冲动就不那么有效了。

何以见得呢？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艺术与宗教一样，是需要以“信”

为前提的。

宗教需要信仰，只有在信仰的框架内才能讲道理。

一个不信教的人和一个虔诚的教徒讲道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文学艺术则需要“信以为真”

，就像做游戏，如果不信以为真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

因此文学批评应该更多地尊重体验、感受、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方式，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艺术性与审美特性。

解构冲动则不管什么艺术品与非艺术品，都用同样的解读策略与方式来面对，只对作品背后的非艺术性因素感兴趣，完全无视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因此必然导致“强制阐释”

。

除了西方文论自身的原因之外，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强制阐释”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削足适履式的盲目照搬。

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的时候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预设它的合理性与先进性，每一种理论我们差不多都是当作“灵丹妙药”

来看待，诸如精神分析主义、原型批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等等，每一家、每一派我们都曾经如获至宝般地对待过，一旦时髦过了，大家就弃之如敝屣。

这些五花八门的批评理论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我们在接受和使用这些理论时差不多都没有什么批判眼光，都是囫囵吞枣式的照搬，完全不考虑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这些批评理论与我们的文学现实之间的错位现象，因此就更加凸显了其固有的“强制阐释”

倾向。

因此张江教授这篇《强制阐释论》的重要价值之一便在于启发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平等对话的态度对待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既无“我注六经”

式的仰视心理，亦无“六经注我”

式的随意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