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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文论研究中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第6页）

面对西方文论存在的这种“强制阐释”

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抵制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呢？当然不是，相反，我们应该了解更多的西方文论，以便更全面、更系统地吸收其有价值的因素，从而丰富和推进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

为了避免“强制阐释”

，我认为坚持“对话”

立场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对话”

立场首先表现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上。

我们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强制阐释”

倾向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但是对这些理论的“有限合理性”

也要给予充分认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区分“强制阐释”

与“有限合理性”

之间的界限。

另外，有些来自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当它被引进我们的文学研究时，它所导致的可能不是关于文学文本本身的艺术魅力与审美特性的讨论，而是对文学文本蕴含的意识形态、身份政治、政治无意识以及其他文化意蕴的揭示，其结论并非预先包含在理论与方法中的，而是对文本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之后得出的合乎逻辑的判断。

对于此类研究也不能简单地归入“强制阐释”

之列。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西方理论既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致人死命的毒药，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恰当地选择与利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

而选择的标准则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用中国文学经验来印证西方理论的合理性与普适性是毫无意义的，用西方的理论来重新命名中国的文学经验也不是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西方理论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在于：借鉴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视角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来发现并解决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学术得以推进和深化。

（二）古代文论阐释的有效性问题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有哪些问题可以提升到阐释学的层面来思考。

例如，我们研究的目的何在？是追问真相还是意义建构？古代文论研究能够是客观研究吗？它应该是客观研究吗？究竟怎样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才是恰当的？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有没有“强制阐释”

问题？如果有，其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在这门学问问世以来的一百余年中，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每一位研究者。

所谓阐释的有效性是指一种阐释行为所得出的结论既符合阐释对象自身的逻辑，又符合阐释者所持有的理论与方法的逻辑，是二者相契合的产物。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种“产物”

，这意味着它不是现成地包含在对象那里的，也不是先在地存在于阐释者这里的，而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及其结果，是一种新的意义的生成。

说“你是你”

，只不过指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没有给出任何新的意义，算不得有效的阐释；说“你是我”

，那完全是痴人说梦，明显地不符合事实，也算不得是有效阐释。

这就是说，一种有效的阐释行为既不能是隐匿了阐释主体的“我注六经”

，更不能是遮蔽了阐释对象的“六经注我”

，而是“我”

与“六经”

在相遇过程的相互碰撞、交融互渗之后的重构。

就像郭象注《庄子》，没有《庄子》自然不会有此注，而没有郭象同样也不会有此注。

故而此注既非原来的《庄子》，亦非与《庄子》相遇之前的郭象，而是二者碰撞之后产生的“第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