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古代文论研究中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第7页）

。

其中既有《庄子》，又有郭象。

如果用这种阐释的有效性作为标准来衡量近百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大体都可以归结为“强制阐释”

。

所谓“强制阐释”

是张江教授的提法，主要是指一些西方理论面对文学现象时的粗暴与专断，完全不顾文学文本的实际，只是得出按着理论自身逻辑所导出的结论。

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显然也是存在的。

我们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问题时很容易把古代文论当成证明西方理论合理性的材料。

例如，当我们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来阐释“诗言志”

这样的古老命题时，当人们把这个“诗”

和华兹华斯的诗、拜伦、雪莱或普希金的诗等量齐观时，它身上凝聚的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就被剔除了，只剩下“纯文学”

的内涵了。

这时我们面前的这个命题已经完全脱离了它原有的历史语境，被阐释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人家明明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显然，“诗言志”

的最终旨归是“神人以和”

，故而不弄清楚“诗言志”

与“神人以和”

之间的关系就简单地认定“诗言志”

的意思是“诗歌是表达思想情感的”

，这就叫作“六经注我”

，或者“以今释古”

，或者“强制阐释”

。

古代文论研究首先存在一个“古”

与“今”

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古今问题常常可以置换为中西问题，因为中国一百余年以来的现代学术既是一个“现代化”

的过程，也是一个“西方化”

的过程，不仅包括“学科”

在内的学术规范我们是从西方拿来的，而且我们使用的概念，言说与思考的方式也是极力向西方学术靠拢的。

因此，我们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强制阐释”

问题也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当中国学者接受了各种西方思想理论和方法，并用之以梳理、整理、规范、命名中国古代文献材料，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标准撰写出诸如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时，“以今释古”

或者“强制阐释”

的问题就必然地普遍存在了。

为什么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