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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士人阶层的超越性乌托邦精神（第3页）

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

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

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

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

（《墨子·尚同下》）这里的谓“义”

就是指价值标准而言。

“同一天下之义”

，则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观，为此，墨子开出了一系列价值范畴，其核心是“兼爱”

。

在他看来，天下之乱起于人不能相爱，如能建立起以爱为核心的价值观，天下便太平了。

清人俞樾以为：“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

[17]其实，墨子的其他价值范畴，如“节用”

“非乐”

“节葬”

“亲士”

“尚贤”

等，无不从这种“兼爱”

的社会理想而来。

道家士人虽反对出仕，似乎不大关心社会之事，其实他们同样苦苦寻求着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与儒、墨不同之处在于，道家的价值重建工程是以消解一切实现社会文化价值规定为前提的。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18]《庄子》说：“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19]对老庄而言，价值的建构即寓于价值的消解之中，人生的理想即在摒弃人为的理想之中，社会的完善状态即在其自然形态之中。

这种社会价值观本质是无政府主义的，就是说否定君权的。

在他们向往的“小国寡民”

的社会形态中，君主没有位置。

如果说君主有某种存在价值的话，那就是引导百姓恢复自然的生存方式。

五千言的《道德经》，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劝说君主们不要有所作为。

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并且忘记有君主存在的君主，方为圣人。

所谓“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

君主之“功”

仅在于引导百姓走上顺应自然之路。

《庄子》所说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

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20]也正是这个意思。

先秦诸子，无论他们持怎样的观点，就根本而言无不是在建构一种个体和社会的乌托邦，有些现代学者（如王国维）将老庄、杨朱视为“个人派”

，将孔、墨视为“国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