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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士人阶层的超越性乌托邦精神（第4页）

，以为前者以“遁世”

为务，不大关心世事。

其实这种观点是忽略了这两派的共同点——乌托邦精神。

老庄的初民状态固不可从现实还原出来，孔孟的礼乐社会、仁政国家又哪里有实现的可能呢？它们都不过是士人阶层的理想罢了。

诸子无不关心社会，只是各自开出的药方不同而已。

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21]此诚为真知灼见。

接着他又分别指出各家不切实际之处，如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等。

这是对诸子社会理想之乌托邦特点的准确把握，正切中其弊。

唯对道家，司马谈没有这种指责，认为它“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

然细观其文，他取之于道家者，并非其最高理想，而是其“术”

——这说明司马谈的“道家”

已不是老庄之道，而是汉初遵奉的黄老刑名之术了。

诸子乌托邦精神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将人格理想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前提条件。

儒家讲“克己”

“存心养性”

“日三省乎吾身”

，讲“尊德性”

，墨家也讲“修身”

“不染”

；道家更以“坐忘”

“心斋”

的静修功夫来消解现行价值观对自己的侵入。

他们为什么一无例外地将对个体人格的锻造当作实现其乌托邦的入手功夫呢？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出于士人阶层规范君主的动机，他们不仅要求君主做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而且要求他们成为士人理想人格的体现者，这自然是由于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他们在人格上成了士人个体乌托邦精神的体现者，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行士人在社会价值观，从而实现其社会乌托邦。

这一点从诸子对“先王”

“圣哲王”

这些理想君主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二是士人对自身的自我塑造。

士人深知自己并无实际上改造社会的政治力量，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对自我人格的提升上，只有个体的人格力量才能影响君主，教化百姓。

这自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由于士人阶层干预社会的政治途径始终不够畅通，到了后世，诸子之学实际上都成了个体人格修持的学问了，尤其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儒家只剩下“明心见性”

，道家只剩下“静坐吐纳”

了。

前者是个体道德的自足，后者是纯粹的养生之术，社会乌托邦精神是日见其微了。

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从来没有像法国18世纪“第三等级”

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呐喊、鼓吹，促成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