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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乐的自然价值与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原始生成（第5页）

云：“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

[31]这是将前人对两个“兴”

的不同解释糅而为一了。

“六义”

之“兴”

乃言作诗方法（也有人说是一种诗歌体裁），孔子之“兴”

乃言诗的功能，二者绝非一物。

对孔子之“兴”

包咸所注甚确，朱熹的“感发志意”

之释亦本之于此。

孔子既言“诗可以兴”

，那自然是指诗的价值功能，而不是指其创作方法。

简言之，“兴”

，在孔子这里是指诗歌的一种个体价值，它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士人的个体乌托邦精神。

我们知道，儒家士人的个体乌托邦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成圣成贤，他们为实现这种乌托邦式的人格理想设计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进德”

路线，这便是“下学而上达”

的过程。

《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

包括各种文化学术，其中首要一项便是“诗”

。

在孔子看来，诗的作用是激发起人们的道德意识，在此基础上再教以礼乐，便可将人们的人格境界提升到一个自觉自律的高度。

因此，“诗可以兴”

，实指诗在士人个体人格提升过程中具有起始、唤醒之功。

儒家士人志在济世救民，但其入手功夫却只能是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诗便在这个意义上被赋予前所未有的价值功能。

朱熹以“感发志意”

释“兴”

，虽基本上未出包咸之说，但却更清楚地揭示了孔子赋予诗以“兴”

的价值的苦心。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培养士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是要他们仅仅做一个道德完善的君子，而是要他们去承担起重新建构社会价值系统的重任。

个体的道德自足不过是这一价值建构工程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已。

因此，“兴”

“感发志意”

，实质上是唤起士人们的主体意识，激发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这就表明，学诗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功用。

《诗三百》，孔子概言之为“思无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