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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诗乐的自然价值与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原始生成（第9页）

正是这种价值准则的体现。

据此推之，孔子将“群”

当作一种诗的价值，是指诗有使士人达到“群而不党”

“和而不同”

这种人格境界的功能。

那么诗是否真有这种功能呢？依据孔子的逻辑，无疑是有的：诗通过“兴”

的价值功能来激起士人的道德意识和主体精神，通过“观”

的价值功能在士人心中培养起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在此基础上士人就获得了共同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准则，在这种价值准则的制约下，他们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整体，自然能够心心相印，和睦而处了。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焦循补疏云：“案诗之教，温柔敦厚。

学之则轻薄嫉忌之习消，故可以群居相切磋。”

[32]这种解释看到了诗统一士人价值观的功能。

但是，孔子的本意绝不仅仅是让人们和睦相处就可以了，他是要士人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而去进行社会价值的建构。

诚如焦循所言，那孔子为何又提出“怨”

的价值呢？“温柔敦厚”

之说，实不足以概括孔子诗教之要义。

因而，“群”

的价值实际上乃是士人阶层要求共同担负社会责任的整体意识和主体精神的表现。

明乎此，我们庶几可以窥见孔子赋予诗以“群”

的价值的真正原因了。

“怨”

，孔安国谓“怨刺上政”

。

朱熹谓“怨而不怒”

。

前者就“怨”

的内容而言，后者就“怨”

的程度而言，都符合孔子之意。

这一价值自然是由《诗三百》中那种怨愤之作概括升华而来，所以说，这一价值是孔子对诗歌自然价值的一种总结，不能视为纯粹的价值赋予。

但孔子肯定这种价值，这本身又体现了一种价值认同。

对于“怨”

的价值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对诗的创作而言。

创作者可以用诗表达怨愤之情，用诗者亦可借这些怨愤之作而表现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孔子把“怨”

作为诗的一种价值提出来，这是士人阶层不满现实，并企图干预现实，以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安排现实的主体性与超越性的体现，是士人乌托邦精神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的巨大反差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士人阶层企图用诗的“怨刺”

“讽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