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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的人格理想及其向文学价值观的转换生成（第12页）

生活的安逸闲适刺激起他们对生命短暂的恐惧，于是一面是尽情享受，一面是服食养生以期长寿，他们对生命的重视恰恰是贵族心理的表现，哪里谈得上是什么“人的觉醒”

呢！

到了南朝，士族名士更趋于堕落，他们不仅在追求口腹声色之欲望的满足上超过西晋士人，而且更耻谈兵、耻乘马、佩木剑，敷粉施朱，行步款款，效女子之态，成为百无一用之人。

这是古代士人最缺乏进取精神的时期。

其二，在哲学观念上贵无轻有，重虚轻实，这是士人贵族化的必然结果。

古今论者大多将这种哲学倾向归之于老庄思想，但往往只见其同，不见其异。

在形式上魏晋玄学以无为本、崇尚老庄，似乎是自觉继承了先秦道家哲学，实则不然。

如前所述，老子之学本质上乃救世之术，其立言虽玄远难测，但目的却在规范社会，这是一种超越的乌托邦精神。

庄子之学虽然较老子消极一些，不再持建构社会价值的梦想，但他对社会的批判与否定却较老子更为激烈。

这依然是士人主体精神的表现。

魏晋玄学则不同，玄学家尚无，其旨亦在消解，但他们所消解的既不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更不是君权，他们要消解的只是自己干预社会的主体性而已。

作为玄学清谈主要内容的有无之辨、才性之辞、声无哀乐、养生等话题尽管形式上都达到形上层次，但绝没有乌托邦的批判性。

只是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才能见到一点庄子的人格境界。

论者多以为玄学是对汉代经学及儒家伦理规范的反拨，因而肯定其积极意义。

实际上，言反拨则有，言积极性则无。

何以见得呢？经学和名教是汉代统治者在阉割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精神之后而建立起的社会意识形态。

这和汉初统治者将老庄思想予以改造而用为统治之术是一个道理。

经学与名教到了汉末已然到了末路，再向前发展势必有一个大的思想突破才行，也就是说应该有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乌托邦精神来取代它。

不幸的是这一突破的重任却历史地落在了贵族化的士人身上。

这类人最为关心的是家族的利益与个人的安逸，自然对经学的烦琐考证没有兴趣。

对为君权找终极根据的神学目的论也不屑一为，而那使人循规蹈矩、繁文缛礼的名教对他们的恣意而为更是极大的束缚。

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才承担起“反拨”

的任务。

但他们却没有进而承担起重新建构乌托邦精神的任务，相反，却是从老庄哲学中找到了一些自我消解的依据，建立了以消解主体性并安顿空虚心灵为目的的玄学。

从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看，玄学自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士人主体精神角度看，玄学却与汉代经学并无根本区别。

它们都标志着士人阶层自我意识的迷失，只不过一是迷失于经义训诂，二是迷失于毫无积极价值指向的玄虚之理而已。

其三，士人贵族化及其主体精神的消解表现在社会价值观上，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丧失。

士人成为士族，其立身之本完全植根于家族的兴衰荣辱，这就使他们将全部精神用在巩固家族势力方面，而对国计民生不予挂怀。

例如，西晋的王衍少年得志，位列三公，又是清谈大家，士林俊彦，但他既“口不言世事”

，又四处安插宗族党羽以巩固家族势力，被石勒擒获后，居然恬不知耻地劝石勒早登大位。

可见江山社稷、百姓安危在他心目中丝毫没有地位。

其他如王戎的贪得无厌，谢灵运的横暴扰民，“二十四友”

的媚事权贵，王敦、桓温的权欲熏心，都与先秦士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精神格格不入。

特别是东晋以后，士人的贵族化、君主的士人化交互影响，致使整个社会弥漫起一股自私自利、腐化奢侈的**靡之风，上自宫廷，下至寒士无不为世风所染。

士人与皇权之间除了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之外，再没有社会价值观上的差异。

先秦士人那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按自己的价值观念重新安排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是彻底丢失了。

了解了士人阶层的这种社会境遇与心态的变化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老庄的人格境界何以会转化为文学艺术价值的问题了。

贵族化了的士人虽然失去了先秦士人阶层具有的许多宝贵品质，但他们依然是士人。

这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主要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