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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的人格境界及其在文学价值观上的呈现（第17页）

也是无限的——所谓“逆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

由此可见“诚”

与“道”

确然是相通的。

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中庸》之“诚”

虽受老子之“道”

启发而来，但毕竟是儒家的概念，它既有“道”

的自在性、无限性，又带有儒家的伦理色彩。

对圣人而言，“诚”

即天赋之性，对常人而言，它又可通过慎思审问的道德修养而获得。

老子之“道”

，只有通过“损之又损”

的自我解构，恢复心灵的本然状态方可体悟，这是退的功夫，《中庸》之“诚”

则须经过明德尽性的自我建构，达于理想的人格境界方可获得，这是进的功夫。

因此，老子高标一个“道”

，乃是号召人们返回古代朴素的原始状态。

《中庸》高标一个“诚”

却是要人积极进取，建构理想的社会秩序。

《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中庸》的理想社会依然是礼乐社会、仁政国家。

其有取于老子者，仅在于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社会价值原则的最后依托这一点。

在《中庸》看来，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积极地完成自我人格，才有可能符合自然法则。

这与老子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儒、道思想的这种合流的必然性是什么呢？由于《中庸》的作者具体是怎样接受老子道论之影响的已无任何可资查考的材料，对这一问题我们只能从士人阶层的社会心理的变化角度略为阐释。

子思去世于公元前402年，按史学分期已是战国时代，如果《中庸》为其门人后学所为，则时代更要晚些。

此时的社会状态与孔子时代已有很大不同。

周王室愈加衰微，群雄争霸的战争更为激烈，像孔子那样以周代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也更加失去现实意义。

整个士人阶层或成为急功近利的纵横家，或成为为君主设计治国之术的法家。

道家由自然无为而演化为适性逍遥。

墨家由兼爱尚同演化为名理之学。

儒家则一方面遁入内心世界，大讲存心养性；另一方面又超然尘世之表，寻求形上价值本原。

《中庸》云所以接受老子道论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心态的变化。

从表面看，《中庸》大讲“赞天地之化育”

好像是张扬了主体进取精神，但这种空泛玄妙的人生理想较之孔子那实实在在的人伦准则，在政治的意义上其实是一种退化，是主体性削弱的表现。

考之中国历史，凡是士人阶层干预社会的进取精神有所减弱时，往往是学术上玄言奥义昌盛之时。

汉代的经术、六朝的玄言、中唐的佛禅、宋明的性理，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