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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的人格境界及其在文学价值观上的呈现（第21页）

到了魏晋之后，情感真实更成为诗文的至上标准。

刘勰的“为情而造文”

说，钟嵘的“直寻”

说，都是强调真情实感在诗文中的本体地位。

宋明理学对“诚”

的重视影响到文学价值观，便形成了“贵真”

风气的又一次**。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李贽对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自觉弘扬上。

在《明灯道古录》中，李贽论“诚”

说：“故诚者，其道自然，是谓至善，是以谓之天也。

诚之者，之其所自然，是谓“择善”

，是以谓之人也。”

这种观点与《中庸》的观点一脉相承，而其明确将“诚”

释为“自然”

，则道家色彩更浓了。

但李贽所关注的不是作为“天之道”

的“诚”

，而是关于“人之道”

的“诚”

，这便是他那著名的“童心说”

。

他说：“童子者，人之初也。

童心者，心之初也。”

[57]在他看来，这种“心之初”

乃最为宝贵，最为真诚无伪的心体，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外来的“闻见”

“道理”

入于内，于是“童心”

渐渐失去。

人们在著书立说、为诗作文时就不免要说假话了。

因而他极力主张要恢复那“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恢复“真人”

并呼唤表现真心的诗文。

童心、真心就是诚的境界，在童子，这种“本我”

之心自然存在，在成人则要去寻找它，这寻找的功夫就是“返身而诚”

的功夫，就是“择善”

的功夫。

从这一思想逻辑中我们不难看出，李贽的“诚”

实际上已不是外在于人的宇宙本体了，他所谓“天之道”

不过是强调“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