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自然与士人精神世界的对应（第2页）

因此，对于儒家士人而言，内在精神的充实完满、人格境界的高尚完善才是自由状态。

这种自由状态表现为平和愉悦的心境（君子无忧），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浩然之气），以及随心所欲与中规中矩和谐统一的人格境界（从容中道与从心所欲不逾矩）。

因此，自然景物对儒家士人而言，首先是作为人格价值的象征而受到关注的。

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又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孔子、孟子、荀子又都有君子以玉“比德”

、以山水“比德”

之说，都是将人格价值外化为自然价值。

但是，在“比德”

层次上的人格价值并不是儒家最高人格境界，它主要是人的道德价值，并不具有超越性；与此相应，在“比德”

意义上的自然山水也还不是自由精神的同构物。

只是当儒家士人沿着“比德”

思路进一步将自然与人的最高境界联系起来时，自然景物才成为自由精神的象征。

《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以及《吕氏春秋·仲夏纪》均以天地万物的和谐来比附人伦关系与人格境界，并认为“乐”

是上承天地之和，下启人世之和的重要环节。

人的心灵的平和宁静、和畅愉悦正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这恰恰是超越了内在欲求与外在束缚的心灵自由状态。

因此，对儒家而言，不是自然的自在性，本然性，而是自然的和谐构成了与个体自由精神的对应。

由于士人将自然看成是自由精神的象征，因此，他们也凭借自然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

这种超越表现在个体心灵方面，即用自我消解（道家）或自我扩充（儒家）的方式缓和内心紧张，完成人格价值；表现于社会层次即摆脱君权压迫；表现于哲学层次即对最高形上范畴的把握。

就超越方式言之，道家靠玄思，儒家靠修身。

但玄思须有凭借、修身须有准则。

在没有“彼岸世界”

的士人精神体系中，这种凭借与准则只能在可见可感的外在世界中寻求，自然就以其不受任何人的意志支配的客观自在性、时空的永恒性和无限性而成为士人完成超越的凭借与准则。

道家的玄思实质上即将自然的自在性、无限性抽象为“自然无为”

“先天地生”

的形上价值本原——道。

这是凭借自然实现超越。

儒家的修身实质是通过个体道德自觉的培养最终达到与天地并立，赞化万物的最高境界，这是以自然为准则而实现超越。

对士人而言，自然界实际上起着“彼岸世界”

的作用。

他们越是拒斥社会或为社会所拒斥，他们就越是将自然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从商周以下，历代皆有隐者，即使像孔子这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也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的主张，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的设想。

但退隐——回归自然，成为一种普遍心理，一种时尚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

六朝士人酷爱自然，以山水林泉之美来品评人的风神气度；以山川日月、茂林修竹为诗文绘画描写对象。

这都表现着一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超越与拒斥。

这自然与汉末以来士人在政治上屡遭打击有关，但这并非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士人淡漠政治、向往自然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言那样是什么“人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