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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人阶层的人格构成（第4页）

成为儒家士人，不过是其救世一面压倒了自救一面；成为道家士人则是自救一面压倒救世一面。

士人的不同选择自然有其经历、身世、个性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不摆脱人格冲突所造成的心理失衡状态，不能不超越自身困境。

救世也罢，自救也罢，都是一种价值取向对另一种价值取向的压倒，这样可以使个体暂时实现人格结构的张力平衡。

因此，儒家是将自救意识挤进深层心理而张扬救世意识的士人；道家是将救世意识挤进深层心理而强化了自救意识的士人。

就整体结构而言，儒家亦是道家，道家亦是儒家。

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地裂为二橛。

因此，儒家士人虽大体上奉行救世主义，但也不排斥有自救的努力；道家士人虽大体奉行自救主义，却也常常有救世的主张。

这种人格结构的复杂性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则使儒、道两派在各自内部也常呈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冲突。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看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情况。

据《史记》载，老子原本是位救世主义者。

他曾仕周为“守藏室之史”

，精通周代典章制度。

孔子适周，曾问礼于他。

今从《老子》一书可知，尽管他后来选择了退隐之路，但仍无法忘怀时事。

在书中他虽大讲清静无为。

但指归却在于有为，可以说，一部《道德经》就是为统治者开的一张救世药方，只是他不像儒家那样主张建构一套社会伦理规范和等级制度，而是主张还原到原始社会的本然状态而已。

因此，《老子》一书正鲜明地体现了士人阶层的人格冲突。

由于《老子》一书中反映着士人阶层多向选择的可能性，故而老子之学后来演化为三派，其中既有自救一派，也有救世一派，杨朱、魏牟、它嚣的利己主义与重生主义即从老子学说中演化而出，属于自救一派。

朱熹说：“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

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

[1]杨朱是否曾就学于老子，于史无征，朱熹恐亦是推测，但言杨朱之学出于老子则是有道理的。

梁启超也说：“至如杨朱贵己、魏牟纵性，为道家养生之支流。”

[2]从老子学说中演化出的另一派是庄子之学。

此亦为自救一派。

庄学出于老子，历来为学界公认，但《庄子·天下》将“庄周”

单列一派与“关尹、老聃”

分述，这说明庄子一派士人自谓有不同于老子处。

陈鼓应以为“老子很重治世之道……庄子却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是个‘无治主义’者”

。

又说：“老子是入世的……庄子处于人间世则表现为一种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艺术性的游世态度。”

[3]此言老子是“入世的”

，似不够妥当，因为《老子》一书并无直接的入世主张，而他本人又是位隐者。

但说老子“很重治世之道”

则是正确的。

老子既主张退隐，又重治世之道，这恰恰是士人人格冲突的表现。

陈鼓应所言庄、老之间的两点差异可以说抓住了要害。

庄子正是将老子退隐、自救精神大大强化的人。

观《庄子》一书，退隐自救与“无治主义”

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