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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死亡伦理中的道德抉择（第2页）

同时，传统死亡标准也会带来相应的伦理问题，比如何时停止对病人的抢救是最为合适的？而且也会影响医学新技术的采用，特别是器官的摘除与移植。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在于，可以更加科学地、准确地判定死亡，而且有利于合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有利于器官移植，也有利于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确定。

但是，脑死亡标准同样面临一些伦理困境。

“脑死亡”

定义将生死界限人为化，有将死亡时刻提前的嫌疑。

在一个人被宣布“脑死亡”

而实际上还有血液循环和心脏跳动时，按照更古老的定义，这种状态仍表明生命存在，但是按照脑死亡定义，则仅仅代表生命的伪装。

另外，“脑死亡”

定义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为了避免关于“器官移植”

的广泛争论。

之所以要“结束”

这种争论，当然是为了更加顺利地、普遍地推行“器官移植”

。

这样一个受实际利益**而出现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理论自身的纯洁性和真理性。

二、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是用健康的器官置换功能衰竭、甚至丧失的器官，以挽救病人生命的一项医学技术，是将健康器官植入另一个个体身上以取代原有器官的功能。

因为器官衰竭是不可逆的病态，到目前为止，人类医学还没有达到修复或增进器官复原的手段，而唯一的有效对策就是进行器官移植。

因此，对器官移植的渴望也是一个永久的生命话题。

在现代，由于血管吻合、麻醉外科无菌操作以及免疫医学等技术的成熟，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强烈现实需求，器官移植发展极为迅速。

现在，人类已经能够进行肾、骨髓、心脏、肺、肝、胰腺、脾、小肠、角膜、脑组织、骨和骨组织、睾丸等器官移植手术。

器官移植不只涉及技术难题的攻克，同样涉及一系列伦理难题。

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器官，他还是原来的人吗？他的个性或人格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不只是医学上的排异反映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学和心理学的人格完整性问题。

赫尔曼（H.Hellman）在《未来世界中的生物学》序言中曾描述了一对夫妇带他们的孩子到法院去，要求更改丈夫的姓名，因为妻子诉说其丈夫由于器官更换太多，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人。

这提出了异体器官移植对受体的长远影响问题。

器官移植到底能带来多大好处？由于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远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乐观，实际上有很多器官接受者没能活到下手术台，有的则死于以后的排斥期，还有的死于不能克服的并发症。

同时，器官移植还必须面对器官的供需矛盾问题。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仅有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1∶150，这个差距巨大的供需比例，反映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存在的难题，而器官捐献来源紧缺，也直接卡住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

[6]为了克服器官的供需矛盾，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来源问题。

理论上说，器官来源大致有如下方式：自愿捐献、推定同意、器官买卖或器官商业化、胎儿器官、异种器官、人造器官、克隆器官等。

但是，每一种器官来源方式都伴随相应的伦理问题。

从器官移植受体角度看，也存在一定的生命伦理议题。

谁可以优先获取可供移植的器官？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受者的生命质量状况；受者需要的迫切程度；供者与受者的配型相容性程度；捐献者意愿；是否曾经捐献；先来后到；受者的家庭地位及作用；受者的社会价值；受者的经济支付能力；受者等待的时间；移植后的余年寿命；移植的科研价值；捐赠者与受赠者所在的地点远近等。

其中，“捐献者意愿”

是至上因素；“受者的生命质量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