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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死（第4页）

嫂子很直接地答道:“因为你现在地位高，又有钱。”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苏秦和他的父母妻嫂，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是不是有钱有权。

因此，苏秦失败回家后受到冷遇，并没有因此对家人的势利小人的样子很反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宽厚，而是他自己也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而当自己得到财富地位之后，则也安然享受嫂子伏地不起的那种恭敬，享受地位、权利所带来的面子。

苏秦六国封相衣锦荣归图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孟子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如何?他会说“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

，他会不理睬那些势利的人，继续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不管那个事情是不是能带来财富权利——有财富权利很好，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孟子觉得人的价值，在于其内在的品德，而不在于外在的财富、权利。

苏秦则认为，人的价值当然要从外在的财富、权利上得到体现，否则你再优秀也没有意义。

也许有些读者读到这儿，会想:“苏秦说得对啊，没有成功，人的确再优秀也没有意义啊。”

现在我并不打算说服这些读者，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样想的人实际上也许就是苏秦等人的思想影响的产物。

各种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当然都有存在的权利，只不过本书中还是有倾向性的，我认为苏秦的价值观和孟子的价值观相比，对中国是更不好的。

法家对士的价值观的破坏，远过于纵横家。

法家对人性的观点，主要是一种性恶论。

他们不大相信人精神中崇高的潜质，而非常了解人的生物性。

他们认为人的动力主要就是利害，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这里所说的利害也不是精神层面的利害而是生物层面的利害，利也无非是权利、地位、金钱、美色，等等，害当然就是刑罚甚至丧命。

法家为国王，或者按照中国的习惯叫作国君服务，所以教国君所做的，都是如何通过赏罚，控制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从而让国君的意志得到充分实现。

纵横家只不过出卖自己的智力，换得自己的名利，别人做不做士，有没有操守，他们并不是十分在乎。

但是法家不同，法家的精神和士大夫的贵族精神是抵触的，法家的政治目标与士的精神也是抵触的。

因此，法家对士的精神，有一种必欲灭之而后快的态度。

士有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即使是国王权贵，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真正的士的操守。

因此，士是不容易被控制的。

国君或权力者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未必愿意做，而且这些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

那么，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国君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法家对这些人很是不悦。

在春秋战国早期，为什么国君们和士人之间，比较少有这样的管理和不服从管理的矛盾呢?那是因为早期的国君，把自己定位为“天意”

的代言人，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自己的私利比较少。

而士的精神，士的操守，和这样的国君是协调的。

士的精神起到了保护社会的健康价值观的作用，而国君也遵守着同样的价值观。

但在春秋后期以至于战国时期，国君们的私欲膨胀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做事常常不合天理，违背道义，而这个时候他们和那些有操守的士人就开始有了矛盾。

于是，真正的士人就开始不服从国君了，而国君又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也就令为国君私欲服务的法家们不悦。

不悦怎么办呢?法家可以威胁利诱，重赏重罚，试图把一部分原来有操守、有原则的中国人转化为“听话的人”

。

如果有人就是坚持天道，坚持操守，不为赏罚所动，怎么办?法家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案”

，那就是“杀”

。

如果杀一个人还不足以震慑，那可以“连坐”

，一人不服从，杀你全家，甚至杀你旁边的五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