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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兵天降鬼兵地生（第3页）

这个教派创立于清朝，1930年，山东济宁人张光璧做了掌门后，发展得很猛。

“一贯道”

的名字是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

的意思。

不过把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都一起供奉，“弥勒古佛”

也当然没有落下。

由于一贯道教徒中有过汉奸，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一贯道的首领通国民党，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被镇压。

在台湾，蒋介石也查禁过一贯道，蒋介石去世后过了几年才解禁。

虽然一贯道没有挑动过什么大的起事，不过也多多少少参与了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迷信”

打击很猛，所有民间教派被横扫一空。

反而是20世纪80年代“气功”

的兴起后，有些民间信仰借此出现，其中有正有邪——有的引起了执政者的危机感并被严厉打击。

为什么农民起事总和超自然信仰相联系呢?这倒不是因为超自然信仰都喜欢惹事。

佛家是十足的和平主义者，道家虽然不是绝对反战，但是除非迫不得已也不会去战斗。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是那些要起事的人要利用超自然信仰造成的。

陈胜吴广并不信狐仙，其他那许许多多起事者的头目也未必都相信他们所说的教义。

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许反而不敢这样假借信仰去挑动别人起事，因为那么做也许会带来恶报——正如现在街上那些穿个僧袍去骗人钱财的，一定不相信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

为一时骗点钱，将来也许会投胎做牛马去还债，如果他们相信会这样，怎么愿意做这样的赔本买卖?这些起事者只不过本能地感觉到，超自然信仰，能够最有效地鼓动起别人来，也能够最有效地影响别人，能够最有效地给自己带来权力，从而让他们有可能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没有超自然信仰，这些号召起事的人所遭遇的，很可能就是像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那种情况——张牧之带着少数兄弟大喊:“枪在手，跟我走”

，但是那些枪在手的百姓，那些对压榨他们的邪恶的黄四郎充满愤恨的百姓，却都躲在自己的家门后，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着走，没有一个人敢跟着一个英雄去“杀四郎”

。

因此，张牧之也只好通过骗他们（不是用超自然信仰去骗），才能让他们跟着去反抗暴政——所以说超自然信仰是一种被用于号召别人的技术，至于号召起来人是做好事做坏事，那就看号召者个人的目标是好是坏了。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血酬定律》中，指出大家心中会有一个运算。

当一个暴君欺压所有人的时候，当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反抗。

但是，我们不可能不约而同地去做，那么谁会先出手做这个事情呢?如果有少数人先出手了，那么，暴君一定会集中力量去打击他，同时也很可能会收买其他人，让被收买者帮助自己消灭这个“反贼”

。

这时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一个是，跟着第一个出头的人去战斗，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另一个选择是观望，如果发现起事者胜利在望，我们就出去跟随他;如果他看来要失败，我们就离他远远的;用这样一个策略，他胜利了我们可以分享胜利果实，他失败了也不会拖累我们;还有一个选择是出卖这个人，换得自己的更多利益。

如果我们只是从利害出发去计算的话，我们要怎么做主要取决于第一个出头者的成功概率。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统治非常严酷，独裁者权力极大而且几乎不受限制的国家中，除非有大批人迅速参加他的队伍，否则第一个反抗的人成功的概率比中千万元大奖还要小。

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如果只是从利害计算的话，对其他人最好的选择是做出卖者，其次是做观望者，但是绝不做起事的追随者——这就是被统治者的相互牵制，使得亿万被欺压的人虽然人数有极大优势，却在一个独裁者和他少数的帮凶面前老老实实不敢有任何异动。

要想明白这个情境，可以用日本侵华时期的一个事件做例子:有3个日本兵手持步枪，把800多个中国人关在一个仓库里。

不用说了，大家都想逃跑，如果有可能，大家也当然希望能消灭这3个鬼子。

如果大家一拥而上，3个鬼子是没有办法挡住大家的，甚至他们也是必然要被消灭的。

他们手里的步枪不能连发，打完一枪就要拉一下枪栓。

他们也不是武林高手，只是一般的士兵而已。

因此，他们最多能打死3到5个人，其他人都可以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