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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十年 回顾与展望（第4页）

这一次十年的改革是要实现科学和人文的整合，在课程设计中，要很好地把科学和人文整合到课程内容当中，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的素质，同时也要陶冶他们人文的修养。

课程要有人文的味道，要有人道的味道，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智的训练。

这是十年的课程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英文，我们过去就是背单词、背语法，全是字词句的训练。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背词典的，口袋装一个小词典，天天背字典，背单词，外文的文学的一面完全被忽略，变成一种理智的训练。

这是我们过去课程中很大的不足，也是十年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老师在上面讲英文怎么写、这篇记叙文怎么写、这首诗歌怎么写，它完全变成一种技巧的训练。

我一直在想，老师在讲各种各样的作文怎么写的时候，如果你写一篇试试呢？做个示范呢？所以说，这十年的课程改革要把知识和人的理性、人的人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学生通过课程的培训、课程的学习既提升科学素质，又很好地陶冶人文修养，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健全的人，因为你有科学素质意味着你有理性的力量，你有人文的修养意味着你的行为合乎人性，有人道的力量，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思想变革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生活，课程与生活的联系，现在说回归生活有一个误解，课程回归到生活当中去了。

其实课程回归生活是强调我们的课程和生活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学校课程不再是与生活无关的事，不再是和人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生态主义的课程观，把人、自然、社会和谐的、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一种生态的课程观。

也就是说自然就是课程，生活就是课程，自我、人也是一种课程。

把课程内容、自然、人、生活联系起来，使它更加生动起来，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而不是和生活没有关系。

我想现实的课程改革也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即课程整合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的课程改革长期以分科为主，我们开始强调整合的思想。

例如，我们的高中课程也是分科的，但是，它划分成若干领域，先有领域，再有学科。

过去没有整合的概念，只是分科，现在是要有整合的、整体的思想。

这和课程改革的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

课程实施有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相互适应的课程实施和创生的课程实施。

我们的课程实施，过去讲照本宣科，我想这样的“照本宣科”

恐怕是没有的。

任何教师都对他要教的课本或教参进行了再慎思，他的备课过程就是建构课程的过程，是我们老师更大限度地解放思想，把教科书变成自己建构知识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照着教科书教书，教科书只是教学的工具和手段，教师是按照自己建构的教科书来教学的。

同样的教材，不同教师的教学水平是不同的，例如，有记忆水平的教学、有理解水平的教学、有创造水平的教学。

再比如说，一些好的教师，他甚至不要教科书，这种要求老师是很难达到的。

我读博士三年，我的导师张教授，三年里我每天去他的书房里谈话。

他开设了《课程论》这门课，他从来没有提出你要看哪一本参考书，因为他把知识完全内化了，比如，我们讲的课程，什么是课程呢？由于导师的父亲是私塾的老师，每天都在背书。

他说课程就是四书五经，后来到了贵阳师范学校学习了英文、数学等，课程变得丰富了，不完全是四书五经了，后来他以贵阳师范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创办了清华第一所平民夜校，他把清华周围的贫苦市民的孩子召集起来创办了平民夜校。

由于没钱买书，怎么教学生啊？他很苦恼，有一天在散步时，突然想到：“我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啊！

把我学的教给他们，把我理解的教给他们，不就是教学吗？我就是教科书啊！

教师就是教科书啊！

我的很多同学就是教科书啊！

课程不完全是一个死的教科书，可以改变的。”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日本学者讲授东方文化。

他在讲东方文化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日本文化的时候讲到了很多好的方面、好的例子，但是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讲了很多不好的例子，例如，缠脚啊、吸食鸦片啊！

他不评论说日本文化好，中国文化不好。

这是为什么呢？课程是一个政治文本，它有目的，有政治目的，不只是简单地教客观知识，而是一个价值问题。

所以，课程就是一个政治文本和价值文本。

1936年他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教授，后来，再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接受了苏联凯洛夫教育的改造，让他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课程是意识形态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