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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天花乱坠（第5页）

—知识被经验化掉。

同样一个理儿，让人家敬泽一比划，它整个就成了活的和原创的东西，如此直观和感性。

敬泽说：

读《春明梦录》读到《战事奏报不足信》，只见咱们圣明神武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皇上半夜里被“特快专递”

喊起，披龙袍，秉孤灯，“忽闻官军收河北，漫卷折子喜欲狂”

！

而我就比较纳闷，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手里的折子其实就是一篇小说，是“军事题材文学创作”

？

妙啊，妙。

你看见那本玄之又玄的道理，在这里就变成了历史和身体共有的一部分，那奏报自是先已经拟好，在“历史”

尚未发生之前就先已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结果，并且早已遵从着固定的“修辞格式”

编定了，“历史”

就是这样被“书写”

和“叙述”

出来的……它是真实的吗，是不真实的吗？这么点儿篇幅在福柯和海登·怀特那里还不定要费多少口舌呢，这就是“经验”

超过“知识”

的妙处吧？敬泽把新历史主义费九牛二虎之力还说不清楚的理论，用了寥寥数百的近乎“轻佻”

的文字，就拨弄得淋漓尽致。

我由此想，“经验的含量”

也许应该成为我们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标准，因为它和“知识”

的向度正好相反，知识向着抽象、体制、脱出生命主体的空中蒸发；而经验则向着具体、边缘、深入生命和身体本身渗透，文学当然是建立在后者而非前者的基础上的，那么批评—我说的是“狭义”

意义上的批评—自然也应该建立在经验的根本之上。

否则批评家便根本无以与作家本人以及读者构成共同的体验与对话的资格，更不用说实践了，他的批评就是虚惘的。

经验的含量当然也相应地是检验一个批评家能力的关键因素。

在所有的经验中，生命经验显然应该居于首位，生命经验化解和融合进审美经验、知识经验以及所有的日常经验，使之变成一个非常综合的东西，这才是批评家应该背靠的，也只有这样，他才配得上解读复杂的文学文本，成为作家的知音。

敬泽之招人喜欢，我以为正是由于他的批评中有足够乃至丰盈的经验含量。

还有见识。

这点最不好说，但衡量一个批评家是不是、好不好，见识当是第一位的。

人的趣味不同，所以乃有见仁见智之分，但“见”

出的“识”

总是有一个大致可估算的量。

在敬泽那里，当然也有不得不“抵挡”

些个“巧言令色”

的文字，但他的标准是一贯和严肃的，话说的艺术，但决不说过，比如他对莫言的一篇“失败”

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所作的批评，我以为就是中肯的，不为贤者讳，而接着在同一篇文字里他说《檀香刑》“是一部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