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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守党语境中的大社会小政府特点困局及与我国的对比（第4页）

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

，她尝试着在个人和家庭的基础上鼓励人们独立自主。

戴维·卡梅伦在他的主张中加入了“社会”

的字眼，以此与撒切尔的主张相区分。

然而戴维·卡梅伦对“小政府”

的偏爱的一面可以算作是撒切尔主义的一个继承者。

“撒切尔主义”

的核心内容是提倡自由价值观，推行“民众资本主义”

，用“小政府”

来代替“大政府”

[6]，只是这种单位从个人和家庭转向了社会，但他们对自助意识的推崇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宣传工具

意识形态自从被引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党共同体这个领域以来，其自身具有的政治性特点就越发明显，常常被作为政党共同体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

政党之所以重视意识形态是因为：一是意识形态可以为政党提供政治行为“合法性”

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法律、道德等重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

意识形态有助于阶级等共同体及其政治行为赢得支持，获得普遍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动员、组织、创新的能力。

[7]诸如撒切尔夫人与托尼·布莱尔这样的领导人将个人与意识形态的术语结合起来。

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以及90年代中期的布莱尔主义便油然而生，撒切尔夫人与托尼·布莱尔两者都将这种意识形态的良知与他们的政党和政府糅合在一起。

他们的远见卓识帮助他们在追求目标时披上了一层道德使命的外衣同时也让他们的政治追求变得方向明确。

然而并非每一个政治家都能将意识形态与政党的宣传运用得很好，戈登·布朗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他致力于追求一种聚合型的意识形态，这种做法使他的声望受损也让他在白厅的执政有时看起来像一艘无舵的小船。

戴维·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的构想正是基于一种反国家主义的哲学，同时将国家的权利与责任让渡给公民社会。

（三）更广泛的权力下放

“大社会”

的构想在2009年戴维·卡梅伦作为反对党的领袖时就已经提出。

2010年，戴维·卡梅伦带着“大社会”

的口号走马上任。

解读“大社会”

的真正内涵要在2010年戴维·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之后的七月份的一次演说，在演说中戴维·卡梅伦着重强调了社区、志愿组织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工具，同时建立“大社会银行”

为这些组织解决融资问题。

以社区志愿组织以及建立“大社会银行”

的做法都是英国政府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下放给英国公民。

在2010年5月政府发布的一份简短的《构建大社会》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希望可以给公民、社区以及地方政府他们所需要的权力以及信息，让他们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让他们来建立一个他们理想中的英国。

我们需要让家庭、网络、社区这些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织变得比以前更大、功能更健全。

只有公民和社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利承担更多的责任，人们才能平等，社会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

这份简短的报告也是旨在将政府权力下放到社区、志愿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同时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委托给地方政府。

而这种权力下放不同于托尼·布莱尔时期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地方议会而是将权利交回公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