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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第8页）

而那些短视的大臣，他们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却置国家利益而不顾。

其实，朝廷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比普通百姓联系得更为紧密，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

在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中，最为激烈的就是皇弟赵光义。

其时，他已官拜晋王，成为宋朝的主要军事统帅。

宋太祖可以对异姓将领产生怀疑，收回他们手中的兵权，而对自己的亲弟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半点防范之念。

而宋朝的一些大事，正是被这位御弟给搅得不明不白。

他是陈桥兵变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没有这位亲弟的鼎力辅助，赵匡胤是否坐得上皇帝宝座，还是一个未知数。

赵光义先是为兄长谋取皇位，而后来便是为自己谋取皇位了。

在令人生疑的“烛影斧声”

中，他似乎在自己的兄长身上又玩弄了一次相当隐蔽且十分成功的新版“兵变”

，结果入继大统，荣登皇帝宝座。

当赵光义听说兄长要迁都洛阳时，心中不免十分焦急。

与在洛阳长大的赵匡胤不同，赵光义从小生长在开封，熟悉开封留恋开封；同时，他还担任过开封府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在开封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一旦离开，权威将大大削弱。

赵光义眼见得前面几位大臣的反对都不能动摇宋太祖的决心，便亲自出马了。

只见他双膝跪地，言辞恳切地说道：“皇上，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呵！”

好一个在德不在险，他玩弄起谋略来似乎比兄长更胜一筹。

赵匡胤一听，竟无言作答，只好沉默以对。

然而，等赵光义刚一退下，他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矣！”

如果赵匡胤富有血性，威严专断，敢于碰硬，也就不会以沉默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妥协了。

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仍执拗地相信自己的英明，仍在想尽千方百计弥补挽回，这从宋陵葬于巩义即可得知。

宋朝皇陵既不建在赵氏原籍保塞县（今河北涿州市），也不建在都城开封，而是选在距离洛阳故城仅几十公里的巩义，可见赵匡胤用心之良苦。

大臣一致反对迁都，他一时难以达到目的，就又一次地在脑袋里转出一个极富机巧的谋略：巩义是开封与洛阳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将皇陵建造于此，无疑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迁都的愿望，一旦时机成熟，他将付诸施行；同时，也是为后来的继承者定下迁都洛阳的调子，做出某种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太祖的迁都之议确为一项具有忧患意识的正确方略。

宋朝在此后与辽、金的长期对峙中，敌人动不动就屯兵京城之下，王朝的政治核心时刻处于慌乱无措、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宋朝最大的心腹之患。

尽管后来也曾有过迁都之议，但连开国皇帝赵匡胤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在一代弱于一代的继承者手中也就更难变成现实了。

结果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终于导致了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的耻辱，徽、钦二帝及后宫嫔妃三千多人被金人当作战利品掳往漠北。

一行俘虏在押解出城时，太子不由得大声哭叫道：“百姓救我！”

如果赵匡胤、赵光义的在天之灵有知，当作如何感想？祖辈留下的隐患终于在后人身上得到了报应，这就是历史的冷酷、公正与奇妙。

而遭难的后人在呼救中首先想到的却是百姓，他们似乎忘了列祖列宗，对遗留后患的祖先怀有一股无法掩饰的怨恨与愤怒。

而赵匡胤的暴死、早死对宋朝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他的骨子里虽然有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柔弱，却深具远见卓识，其智慧、计谋远远超出常人。

设若天假以年，收复北汉自然是不成半点问题，而幽云十六州或许也能并入宋朝版图；即使不能，至少可以实现迁都洛阳之愿。

那么，宋朝的历史必有一番新的改观。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也算得上文武兼备，也具雄才大略，但与赵匡胤相比，自然是逊色多了。

他曾经作为一名攻城略地的军事将领长期居于太祖之下，在具体的战役中可能具有一定的经验，而在远大的政治、战争方略方面就显得力绌难支了。

毛泽东在评价赵光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而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赵光义的统治是赵匡胤的翻版与延续，他除了将兄长的某些策略推向极端外，不曾有过半点新的创见与建树。

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兄弟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