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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第9页）

正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俩奠定的国基、制定的国策决定、左右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形势与历史。

四

如果没有陈桥兵变的黄袍加身，赵匡胤也就不可能登上皇帝宝座。

而一旦位居九五之尊之位，赵匡胤似乎不胜重负，有时甚至反映出某种极度的内在自卑。

皇位，是天下人凝聚的焦点，也是野心家觊觎的对象。

那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万里云端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赵匡胤的目光不得不时时机警地打量四周，防备难以预料的反叛。

说到底，人是一种相当奇怪的高等动物，没有本钱时对那高不可攀、目不可及的皇帝宝座想想都会头晕；一旦拥有某种资本与实力以后，欲望就禁不住膨胀开来，正所谓“温饱思**欲”

，“这山望着那山高”

，总是不断地做出一些登基的美梦；而一旦做了皇帝，又要时刻盘算怎样才能坐稳皇位。

这，恐怕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一种普遍心态。

赵匡胤自然也不能例外，他在黄袍加身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策略莫不与如何坐稳皇位有关。

他的聪明才智似乎全都用在了维持、巩固屁股下面的天子宝座及赵家江山上，根本就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及百姓的幸福作为当权的终极目标，他的子孙更是继承了这一衣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袍加身这一转折事件不仅决定、改变了赵氏命运，也决定、改变了宋朝三百多年及中华民族的命运。

不唯赵匡胤，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统治者又有几人将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兴盛放在了首位？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个人的利益及家族的命运。

封建统治即家族统治，改朝换代也是换汤不换药。

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中，专制集权的性质从未有过改变，变化的只是某些家族的兴衰。

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只计较于个人的权势与家族的私利，这是所有封建专制统治的特性，并非哪朝哪代、某一个人的“专利”

。

逆来顺受的老百姓似乎也能“理解”

，只是对那些将这种特性推到极致的统治者才予以唾弃，比如石敬瑭之流。

宋太祖虽也考虑收复失地、一统天下，虽也想着怎样才能使得大宋帝国繁荣富强，但他放在首要位置的，仍是个人的利益——如何坐稳江山。

刚一上台，他就剪灭公开的反对派，而后又以怀柔的手段，通过“杯酒释兵权”

的方式，将潜在的对手与隐性的反抗毫不留情地加以剿灭。

杯酒释兵权之后，他的统治是稳固了，但地方势力顿时薄弱，异族入侵无以抵抗，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地推给了中央政府。

从巩固统治地位来说，杯酒释兵权似无不可，但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就向自己的军事力量“开刀”

，宋太祖进行得也太早了一点，颇有一点风声鹤唳、神经兮兮的味道。

待到中华一统、天下太平之时，再来解除将领的实权，那才称得上真正的谋略。

为防大臣专权自重，宋太祖总是将一些实权部门一分再分，添设了不少新的机构，致使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内耗，办事效率极为低下。

不少大事小事，最后都推到了他这个皇帝面前，非他亲自拍板不可。

宋朝虽设谏官，其职责却悄悄地消失改变，由谏议君王成为专察臣子百官的御史，历来所谓的“丞相听天子，天子听言官”

之局面不再重现。

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到了极点，几乎无人可议无人可谏，大臣唯有偶尔以祖宗成法来稍稍规束一下天子。

至王安石提出“祖宗不可法”

后，皇帝也就变为真正的“天子”

，无人可以监督，没有任何法规能够束缚。

宋太祖在政权、军权收归皇帝一人的同时，也将财权全部集于中央。

过去方镇所收赋税，基本自留，送到朝廷的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