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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第10页）

这固然为地方官员聚敛财富中饱私囊提供了方便，有着一定的弊端，但地方的自主权与灵活性也相应地得到了发挥。

宋太祖进行财政改革，诏令天下诸州，除留取规定的正常经费而外，其余的将全部送交中央，不准占留。

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地方势力的作用，但当时的交通运输、财政管理都无法跟上，还得增设相应的政府官员，造成的损耗难以估量。

宋朝的财政收入与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

但是，要供养一大批由政府派到各地的政府官兵及数目庞大的禁军，由唐时的三千人养一官兵，变为三十人养一官兵。

表面看来，宋朝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而实质上则大大减少了。

即以宋英宗时期而言，国家财政年收入高达六千多万，而官兵的费用就花去了六分之五。

剩下的六分之一，朝廷还能干些什么？发达的经济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耗于无形之中，宋朝的积贫积弱就这样无可避免地成为定势难以扭转。

因此，每当边衅一开，国家财政无力，而地方财政又归于中央，早就势力薄弱无所建设，仗还没打，胜负就已见出分晓。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表面看来，军权已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要拥有军队，就会存在领兵作战的将领；而将领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属下的兵士，就有可能凭借手中的力量防不胜防地发动军事政变。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将领拥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军制才能达到目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太祖采取了建立枢密院与三衙并存的军事体制。

枢密院主管全国军政，一应军机要务，诸如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调动军队等，都在主管之列。

为了制约武将，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却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

三衙，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他们平时侍卫皇帝，负责仪仗，宿卫京师，或到外地更番戍守。

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拥有兵权，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

也就是说，枢密院属务虚的军事机构，它拥有调兵大权，却没有可以指挥的士卒；而三衙有军队，却无调兵大权。

枢密院有权无兵，三衙有兵无权，它们相互制约，谁也别想拥兵造反。

而真正的军队指挥大权，最后全都归于皇帝一人。

为了防止类似自己的“黄袍加身”

事件出现，赵匡胤真是处心积虑到了极点。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加强了禁军的建设。

宋初的军种共有三类，一是乡军，二是厢军，三为禁军。

乡军不属职业军队，战时为军，平时务农，实质上就是民兵；厢军即各州镇的地方部队，他们虽然庞大，但武器装备、兵员素质较差，战斗力相当薄弱；禁军过去基本上是皇帝的近卫军，主要负责皇帝的个人安全，而赵匡胤却在后周的基础之上将禁军整编为国家的正规部队，变为一支力量强大的中央军及核心力量，由三衙统领，担负着守卫京师、保护皇帝、戍守边疆、对外作战的重要任务。

因此，赵匡胤只要将禁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禁军数目，据《历代名臣奏议》所载：“太祖即位初年，国家共有十二万。”

而到开宝后期，就发展到三十八万了。

这些禁军，平时大都拱卫在无险可守的首都汴京。

可以想见，这支只顾消费、没有生产的职业化军人集团将给京城造成多大的压力，也就难怪宋太祖提出迁都之议了。

赵匡胤早年讨厌读书习文，专骛练功习武。

可当他执掌政权后，却在全国上下，号召人们重文轻武：“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

这固然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担心人们重武，会危及他的政权统治。

宋太祖不仅以文臣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

对此，他曾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我现在选派能干儒臣派往天下各州，即使这些人全部贪污腐化，也没有一个武臣危险。”

而问题的关键是北有虎视眈眈的契丹辽国，如果重文轻武成为一种风气与时尚，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军队哪来旺盛的斗志与强大的力量？

过去，禁军全部屯驻京师，自宋太祖将其改造为王朝的主力部队后，不得不采取“内外相制”

的办法分地驻军。

主要威胁来自契丹，他就将禁军约百分之六十六的兵力屯驻北方，百分之七驻扎南方，百分之二十七守卫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