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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第8页）

此后几次为官，也是浮沉不已，或罢官遭贬，或主动离职，多则一年，少则一两个月。

好在朱熹并不汲汲于事功，也就没有失职后的失落，而是重拾理学，以更加饱满的**与力量，寻找另外的济世途径——通过理学良方救治衰疲的社会与颓败的世风。

然而，当朱熹将自己设计的一整套理想方案付诸实践与实施时，我们发现，此时的朱熹，不禁陷入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哀之中。

书斋里的设计，大脑中的想象，推导出的理论，不论它们多么理想多么完美，总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旦施行，也许会沿着理论家、学问家、设计家的相反方向运行。

朱熹由天理推导人伦，以伦理推导一切，强化宗法伦理道德：“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认为三纲五常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永恒性与普遍性，将其提高到形而上本体的天理高度，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最高准则。

我从不怀疑朱熹那崇高的道学人格，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豪言壮语与豪迈情怀下，为“穷理”

而奋斗终生。

只要一有机会，朱熹就会将他由天理而推导出的一套理论抛向社会：在近百封奏札里，他运用“存天理，灭人欲”

的原则评议朝廷得失：在为官从政的日子里，也是念念不忘将其付诸实践。

而换回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却适得其反。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还兼有“学事”

一职。

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

。

当主簿工作受挫后，朱熹将主要精力几乎全部花在了县学教育上。

那时的他尽管年轻，但已熟谙理学精髓，“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

。

他行使学事职权，修建尊经阁，藏书九百多卷；在大成殿后建教思堂，向县民士子灌输封建伦理纲常。

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

，朱熹不辞劳苦，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

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

，不遗余力地“教化”

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

四大教育口号。

古代的同安县包括如今的厦门市区、厦门同安区、翔安区、龙海角尾及台湾金门县，就连当年孤悬海中的金门荒岛，朱熹也渡海登岛采风，“以礼导民”

，建燕南书院，开创了金门岛“家弦户诵”

文明之风。

朱熹当年在同安题写的“同民安”

匾额，“安乐村”

题刻，“寒竹风松”

“战龙松”

石刻，“灵源”

“太华岩”

墨迹等，至今留存；一些关于朱熹的故事、传说及体现他具有先见之明的“朱文公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