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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第9页）

，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朱熹的形象，仍受到当地民众的景仰。

朱熹在被誉为朱子学的开宗圣地同安所进行的坚毅努力，一方面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

的气象，南宋时同安出进士二十三人，明代又有文武进士一百零六人；另一方面，同安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是以朱熹理学为支撑的结果，也就是说，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出现，朱熹的“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也深入人心，严重地毒害了广大百姓，妇女受害最深，摧残尤烈。

受“朱子家礼”

影响，“女子出门，必蔽其面”

，遮面的花头巾美其名曰“文公兜”

。

据有关学者考证，闽南惠安女今日出门，仍披戴头巾，就是当年同安风俗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影响与留存。

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桎梏下，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以自戕的方式，获取所谓的烈女、贞节、节孝之名，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坊。

同安县在明、清两代的节妇多达一千一百五十多人，而这仅仅是载入《同安县志》的数字，没有进入县志视野的实际人数肯定更多。

“理学杀人”

，并非虚言。

三十七年后，年逾六旬、思想成熟的朱熹以理学大师的身份又一次来到闽南，出任漳州知事。

他采取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等措施在漳州地区开展全面变革，以图“振民革弊”

。

一年任期内，朱熹只在整顿学校、吏治与民风上取得了一点成功，其他方面乏善可陈。

他创建紫阳书院，出版《四书集注》，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

的办学方针，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理学也在闽南迅速传播，并扎下根来。

正因创办推行教化的紫阳书院，此后才在漳州、同安有了朱熹“紫阳过化”

之说。

自朱熹在同安、漳州“过化”

之后，属闽南文化圈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的理学形成了一股风起云涌的思潮，大兴孔庙，尊孔读经，以朱熹理学为社会、人生准则，严重束缚了当地民众的生命活力与创造能量。

生于泉州的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李贽就因为受不了理学之风的压抑与摧残，不得不远走他乡，隐居湖北红安、麻城。

叶落归根，是广大民众无法化解的一种内在情结，而年迈的李贽正好相反，只要一提回乡，他的心头就会生出无限反感乃至仇恨，矛头直指故乡盛行的僵化儒教与吃人理学。

在研究福建地域文化时我发现，鸦片战争后，同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作为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其中两个口岸，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福州涌现出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伟人、巨人与名人，而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厦门却严重缺席，一个也没有。

究其根源，应该说与朱熹不无关联，正是他在闽南地区如火如荼推行的封建理学，长期以来似一道无形的枷锁，压抑了当地民众的锋芒与**，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禁锢了他们的创造与活力。

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前往江西星子县，“知南康军”

。

除忙于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等政事外，仍旧不忘宣扬“道学”

并付诸实践。

他要求当地士民、乡邻、父老集会，教诫子弟修孝悌、行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他让他们推择子弟，进入他在唐代文人李渤的隐居之地复建的白鹿洞书院读经学习；他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作为“五教之目”

赫然列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