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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8页）

辞职不准，梁启超只有改请长假，但袁世凯只准假半月。

无奈之下，便以“专事著述”

为名，坚请辞职。

袁世凯见梁启超去意已决，强留无益，只好准辞。

1915年初，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日益频繁，梁启超成为拉拢的重点对象，希望他在变更国体上投赞成票。

梁启超“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

。

在离津南下之前，为了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也为他们曾经有过的私人情谊，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其赶紧回头，不要称帝自为。

他在信中写道：“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言辞之真诚恳切，真可谓“临书恻怆，墨与泪俱”

。

而袁世凯的回报，则是派出凶手，“各挟爆弹”

，欲暗杀除掉之而后快。

为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梁启超不顾个人安顾，又与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冯国璋一同北上力劝。

当袁世凯一意孤行，复辟活动公开化之后，梁启超不得不发挥自己的特长，舞动一支生花妙笔，亮出“利剑”

，写下传诵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驳杨度等筹安会成员及美国人古德诺鼓吹帝制的观点，向全国人民鲜明地表达自己反对帝制的坚决态度。

还在文章发表之前，袁世凯已有所闻，派人送上二十万元巨款，请求文章不要发表。

梁启超自然不会为金钱所动。

袁世凯又派人威胁不已，只因他深居天津租界，才免遭毒手。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杂志率先发表，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

之语，很快就被京津各报相继转载，举国震动，成为护国讨袁战争的一首亮丽序曲。

袁世凯的称帝行为一旦暴露、公开，自然引起国内外仁人志士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更是紧锣密鼓地开展武力讨袁，1915年12月5日，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肇和之役”

，结果以轰轰烈烈为开始，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就连实力雄厚的革命党人也惨遭失败，其他各反对派更是无力阻袁、反袁。

于是，袁世凯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准备于1916年元旦举行皇位登极大典。

然而，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另一支潜在而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在密谋中形成。

梁启超与蔡锷、汤睿等四人在天津商议对策，觉得旧国民党人逃亡海外，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又被袁世凯收买，如果不将讨袁的责任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要完了。

蔡锷更是怒不可遏地说道：“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

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梁启超由“联袁拥袁”

，到“离袁劝袁”

，最后不得不“反袁讨袁”

，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政治时期也由此而拉开帷幕。

于是，就有了蔡锷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由北京秘密逃至天津，又经上海东渡日本，转道台湾、香港、越南海防，然后乘滇越火车进入云南。

梁启超则由天津入住上海租界，一方面遥控云南局势，一方面获取北京信息，同时争取南京冯国璋的支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向全国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了。

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寄达蔡锷书信五封，于政治斗争、军事方略、财政收入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案，对护国战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护国军进行艰苦的浴血苦战之时，原来答应举义响应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坐视观望，迟迟不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