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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9页）

广西不独立起兵反袁，护国军就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通过广西进取湖南、江西，会师武昌，同时也难下广东，打开海外援助的必经之道。

梁启超急得不行，赶紧给并不认识的陆荣廷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并默许他可出偏师东下广东扩大地盘。

梁启超的书信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陆荣廷派代表到上海与梁启超相商，并说只要梁启超动身前往广西，他将马上举兵反袁。

梁启超闻言，毫不犹豫地决定冒险赴桂，助陆独立。

他在给女儿的书信中写道：“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

他取道香港，偷渡越南，忍着病痛，又由越南海防、河内、谆山，经镇南关进入广西，抵达南宁。

令梁启超感到快慰的是，还在赴桂途中，陆荣廷就已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困窘的反袁局势立时扭转，实为护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大关键与转折。

四

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反袁护国形势，袁世凯于军事失利、外交失败、内部失和的无奈中，不得不于1916年3月23日下令取消帝制。

他的目的，只想缓和局势，摆脱危机，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仍居大总统高位不肯下台。

为团结南方各派反袁力量，1916年5月8日，作为南方统一政府的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出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总理一切政务。

按最初设想，“盖袁氏既已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由黎公（黎元洪）继任也”

。

因此，护国军政府连续发布宣言、布告、电报，非去袁不可。

梁启超更明确指出：“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

袁氏朝退，兵祸夕解。”

护国军军务院作为南方各派势力的联合体，可谓兼容并蓄，既包括了革命党人、进步党人，也容纳了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等地方实力派人物。

各派表面统一，但实际上仍我行我素，都在为本派利益明争暗斗不已。

梁启超不得不在各派势力间苦力周旋，尽可能地将他们撮合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团体，在以武力迫袁退位的同时，准备与北方代表进行和谈。

5月20日，梁启超抵达上海，为探知冯国璋在袁世凯去留问题上的态度及寻求外援。

5月30日，当他得知父亲已于3月14日逝世的消息后，当即向护国军军政府提出辞呈。

梁启超一去，南北和谈受到影响，也给此后张勋复辟造成了一定的可乘之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消息传出，在上海居丧的梁启超于次日连发数电，分致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独立省都督总司令，促请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

黎元洪在众人的一致拥戴下就任大总统后，梁启超又致电黎元洪，希望他委任段祺瑞组织新内阁。

6月29日，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后，采取了一些肃清帝制影响的举措，如惩办祸首，裁撤帝制机关，废止将军、巡按等旧称谓，解除报禁等。

不久，护国军军务院也在梁启超的力主下解散，国会召开，旧国会恢复。

从上我们看出，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起到了统领各方的核心作用。

如果说创建民国为革命党首功，那么再造共和之首功，则非梁启超莫属。

一介书生，竟担负起左右捭阖、纵横驰骋的重任，且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不朽使命，功勋永难磨灭。

也正是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梁启超终于与老师康有为撕破脸皮，双方站在相互反对的立场上，公开决裂断交。

梁启超反袁，康有为也反袁，但师生俩反袁的立足点不一。

梁启超反袁是为了恢复共和，而康有为之所以反袁，则是因为袁世凯悖逆了大清正统，其目的还是维护封建帝制，只不过帝制下的对象不同而已。

1916年3月，梁启超应陆荣廷之邀偷偷潜入广西之前，出于礼节，派同为康有为门生的汤睿辞行。

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反袁行为表示赞许，却“正色大声疾呼”

，提出复辟清室的要求。

声言如果不从，便成敌人与对手。

袁世凯于3月23日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则于4月4日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为清廷复辟摇旗呐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梁启超忍无可忍，终于拿起笔来打破沉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辟复辟论》，以含讥带讽的笔调，对康有为的复辟主张予以严厉抨击：“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

又起草反复辟通电：“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