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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4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一些中国学人所理解、所接受。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早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著作。

20年代末，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在1930年正式出版，震动了中国历史学界。

从此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活跃于三四十年代。

他们的著作，代表着一个新的史学发展方向，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据此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即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李大钊有非常明确的阐述。

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今与古》、《史学要论》等论著，用全新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和史学做了精辟的解释。

[8]这些解释，一方面赋予中国史学遗产中所包含的关于历史之朴素的进化观点和朴素的辩证观点以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又把近代进化论推进到辩证的发展观，从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运动规律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可以肯定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才真正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换言之，历史学也得以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当然，历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和笔直的。

在这条道路上，需要有一批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劳动，以至生命的终结；在这条道路上，史学家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过异常严峻的考验，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出现过不少失误。

尽管如此，正确的方向已经确立，科学的道路已经开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历史学的前景定是广阔的和充满生机的，这已由近2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证明。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反映出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趋势。

这一趋势是同20世纪中国近代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学术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高等学校中史学系（历史系）的设立，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有关历史学的学术刊物的创办和报纸上有关历史与史学栏目的开辟等，为史学的社会化趋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0世纪中期，有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注意到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创新，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方面，吴晗是一位备受人们推崇的有成就的史学家。

近20年来，中国史学在社会化和大众化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重视，具有空前的广泛性，适应社会各种层次之要求的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内容的博物馆、纪念馆的建立等，说明历史学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这种局面，是20世纪以前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在史学更加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即猎奇和媚俗的倾向，这是不可取的，是应当加以抵制的。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走向世界。

较之于前两个趋势，这一趋势显得迟滞得多，其势头也显得微弱。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有过几次**，对此，近年已有专文讨论。

[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流”

，主要是“引入”

、“引进”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很不够的。

从历史条件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的。

第一，在近代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已走在世界前列。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以来，引进西学的潮流不断发展，史学亦是如此，这是符合历史运动的规律的。

第二，这种潮流的合理与强大，势必掩盖了事物发展中的另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即不曾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积极地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去。

尽管毛泽东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再强调总结历史遗产的极端重要性[10]，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在五六十年代做了不少积极的努力[11]，但从史学遗产来看，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还只是10年左右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趋势自然受到很大的局限。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那种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的自觉意识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近2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变。

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已多次出席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中国史学家出国考察、访问、研究、讲学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史学家的论著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播等，表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势头正在日益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