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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11页）

的产生和发展，划分为“史观派”

与“史料派”

，而全文则从政治、文化、学术去阐述这两派的来龙去脉及其代表人物。

概括说来，作者从明、清更迭和康、雍、乾政治分析了政治形势变化对士人的影响，从清末经今文学的崛起说到梁启超、夏曾佑、崔适同“新史派”

的发端，从“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

的胡适说到“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

的郭沫若，同时兼及郭沫若与陶希圣的异同等。

周文高屋建瓴，写得浩**畅达，勾勒出“新史学”

的面貌及发展态势，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活力。

他在引用章炳麟所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

等语后写道：“这位民族主义的史学家的话是会万古流传的。

中国史学有其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因之，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也必然的会保持他的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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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史学家的这种忧患意识是深沉的，史学家的这种信心也是有根据的。

齐文从近百年中西史学发展状况着眼，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

这个问题落笔，认为西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方面都已走在中国前面，这是西方史学近百年来走在中国史学前面的根本原因。

作者有感于此而撰成此文，而意在“从近百年来中西史学发展上来作对比”

的论述，以勾勒出一些“大的趋势”

。

细读齐文，它是一篇近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纲，与此文论题相吻合。

至于中西比较，则所论不多。

齐文总共讲了十个问题：（1）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2）清代学者的治史精神；（3）道光时期史学界的转变；（4）晚清今文学与史学；（5）晚清的边疆史地学和域外史地学；（6）晚清时期关于当代史的纂修；（7）新史学的输入和通史教本的纂修；（8）从古史辨运动到社会史运动；（9）新史料的发现和专题研究的进展；（10）结论。

从这些标目可以看出，本文对百年来不同时期的史学的特色把握得很恰当，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反映了作者要阐明“大的趋势”

这一撰述旨趣。

齐文对晚清史学的梳理和概括，颇有特色，多有启迪。

作者在论新史学时，把它同“通史教本的纂修”

结合起来，亦多新意：于“新史学”

，作者评论梁启超、胡适、何炳松三人；于“通史教本”

，则评论夏曾佑、刘师培、邓之诚、王桐龄四人。

作者在论述“社会史运动”

时，评论了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郭沫若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真正走上了学术的路上”

。

作者还这样评论范文澜及其《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时期。

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合适的了。

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

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毛病。

称之曰“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