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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12页）

可谓名实相符。

[40]

此外，作者还评论了吕振羽、翦伯赞的史学研究。

这些评论，颇多中肯之言，显示出作者不凡的史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似可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之后的20年左右，涌现出了一批专论、综论、讲义、专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史学界所认同。

第二，这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大多带有草创阶段的特点，即开创性与幼稚性并存。

就幼稚性而言，它们对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和某一时代之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发展的规律涉及甚少。

第三，这个时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重视史学流派的考察；周谷城着意探索史学进化的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论述之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种种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顾颉刚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当代中国史学”

的考察，以及周、齐二文所论，更加紧密地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社会与史学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三、活跃时期的突出进展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

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发表，终究未能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

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

的思潮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

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说了。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活跃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关于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

1.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广泛讨论。

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

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41]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

[42]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

[4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

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

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例如：

上海地区的讨论，在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嬗的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斗争的历史。

因此，史学史要对各家历史学说做出科学的评价，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史学遗产做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编纂与史料考订，应重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

有人认为，史学史首要的任务在于阐明史学及史著本身发展的规律。

例如，在中国史学史里，就应当说明诸如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史著特别多，为何清朝的史料学特别兴盛等问题；其次在于总结过去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家一向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国传统的史学一向重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这些过去史学上的优良传统都有待于总结。

[45]这些意见，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的时代特征，但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和内容问题，广东省史学会1962年年会期间，中国古代史组展开了讨论，刘节和陈千钧等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刘节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