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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10页）

这是使小说、戏曲、俗文学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

[37]

顾颉刚所论后期史学之所以不同于前期史学，之所以获得明显进步，是由于五个“助力”

所致，是很重要的见解，其中关于新方法、新史观、新材料的论断，尤为深刻。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呼唤“新史学”

的出现；40多年后，顾颉刚已做出这样的概括，中国史学确有了巨大的变化了。

《当代中国史学》作为第一部对新旧史学做出总结的史学史著作，应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许多可以参考的价值。

3.关于“新史学”

的阐述与评价。

这个时期人们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除一般性地讨论中国史学史的发展问题，如写什么、怎么写而外，较有特色和分量的，是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

这两篇论文都是数万字的力作，而重点又都是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学，它们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相得益彰。

周文开篇，首先表明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上的认识，继而着重对“新史学”

加以评论。

作者是这样说的：

中国史学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荣的地位与悠久的历史。

中国史学的演变，从殷商以来，依个人的私见，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称为“萌芽期”

，从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辞、《易》的一部分的《卦辞》、《爻辞》、《今文尚书》中的一小部分，可认为代表的材料。

第二期称为“产生期”

，从春秋经战国而至汉初，相传为孔子著修的《春秋》，以及《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书，可认为伟大的代表的作品。

第三期称为“发展期”

，从汉初直至清末民初。

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时期，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专记学术的《四朝学案》，都可认为丰饶的代表的作品。

第四期称为“转变期”

，从清末民初以至现在。

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

、“史识”

、“史学”

、“史法”

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

为行文简便起见，萌芽、产生、发展三期的中国史学，可称为“旧史学”

；而第四期，转变期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

。

[38]

作者把转变期的史学称为“新史学”

，此前的史学称为“旧史学”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来看，是可以成立的。

同时，作者又把“新史学”